陈校长与“黄埔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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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不谦 提交日期：20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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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初上小学“戴帽初中”。开学后不久，班主任换了个新老师：黑衣黑裤黑布鞋，声音雄浑，目光炯炯，气宇轩昂。隐隐觉得似曾相识。下课后，大家都私下嘀咕： “新老师好面熟哟。”尾巴李眨巴着眼睛说：“有点像李军长？”大家齐声道：“对对，就是李军长！”电影《打击侵略者》中名叫李国栋的志愿军军长。这个印象至今是“文革”那几届宣中学生的“集体记忆”。

　　新老师李军长却姓陈，西南师大外语系毕业生。我们是他带的第一个班。15年后，陈老师荣升宣中校长，高考升学率连年跃居达州前茅。身价倍增，无限风光。但见“文革”落魄老学生，依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记得某年寒假，我回宣汉，班长刘宗民邀同学小聚，也请陈老师光临。同学混得都不怎样，饮酒怀旧之际，大家叫他“陈校长”。陈老师笑着说：“你们是我的‘黄埔一期’，还是叫‘陈老师’吧。听起来亲切。”大家很感动，都说陈老师还是当年本色。此后凡遇宣中后生校友，同学果真多以“陈校长的黄埔一期”自居：“咱们那时候，跟陈校长哥儿们关系！”前年同学会，追忆往昔，大家不胜感慨：“现在哪里有这种哥儿们般的师生关系哟。”开火锅店发了点小财的小麻雀陈说，上初二时，陈老师就跟他称兄道弟，初见师母，陈老师竟然让他喊“嫂子”。去年死于非命的向军也说，撞到陈老师在寝室与朋友喝酒，竟把酒杯给他，让他舔一口。

　　陈老师二十四五之间，书生意气风华正茂。小学“戴帽初中”，大学生凤毛麟角。记得电影院放映日本军国主义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上级规定，内部售票，对象为行政二十四级以上国家干部。大学毕业即二十四级，陈老师能去，校长却不够资格。我们就觉得陈老师比校长还港。校长给我们上政治课，说珍宝岛之战，苏修红军士兵穿麻布衣吃黑面包，我们解放军战士穿皮大衣吃油炸花生。我们就在下面哈哈笑，后排小麻雀李小声嘀咕：“啥时吃油炸花生哟？老子口水都流出来啰！”

　　陈老师一个人教全校所有初中班英语。大家对英语很神秘，对陈老师更神秘，都觉得英语陈老师与所有老师迥然不同。各科老师都喜自吹，吹自己学科天下第一，含沙射影贬低别人学科。数学罗老师中师生，课堂上竟宣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不设理化，代以“工基”和“农基”。“工基”即“工业基础知识”，学生戏称“公鸡”，介绍车床、拖拉机、抽水机等。“农基”即“农业基础知识”，学生戏称“母鸡”，介绍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前年同学会上，大家都很惊讶：“谢不谦，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你都还记得嗦？难不怪全年级就出你一个博士！”我说，我还记得罗老师说马恩列斯都是数学家，连毛主席小时候都曾想当数学家哩。大家都说记得记得。罗老师越是这样吹，大家越烦他，烦的不是数理化，而是他这个人。记得某次测验，金狗儿零分，罗老师抽出他的试卷，吐口唾沫，贴在黑板上。用红笔在试卷上画一个大圆，点上鼻子眼睛嘴巴，再点上几滴眼泪，活像金狗儿。大家都笑，罗老师“嘿嘿”一笑，撕下试卷，走到金狗儿面前：“这幅画送你做纪念！”金狗儿家靠打布壳（供做布鞋鞋面）为生，全班最穷，也最憨厚。他一把抓过试卷，“呜呜”哭起来。大家这才觉得罗老师太过分，下课后就去找陈老师汇报。陈老师找到金狗儿，安慰他鼓励他。期末考试，科科不及格的金狗儿英语居然65分，比小麻雀陈还高3分！陈老师不自吹也不贬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家至今都认为，与其说喜欢英语，不如说是喜欢陈老师这个人。老师学科不同道不相同，我们小小年纪懂什么？而今已过知天命之年，从教三十年，我终于懂了。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之谓也。

　　陈老师名校文凭李军长风貌能看内部电影比校长还港，但在我们面前却很随和很平易，课堂上从不发脾气，也不讽刺挖苦学生，总是带着微笑，以李军长特有的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循循善诱娓娓而谈。“文革”英语大都是些硬梆梆的革命口号，但出自陈老师之口，就别有一种韵味，类似今日蔡国庆唱“红太阳”，将狂热火爆化为脉脉温情。记得初二转到宣中后，改由东北某外语学院毕业的申淑兰老师任课，全班同学都说她读音怪声怪调，轰她下台，气得申老师哭：“我是伦敦音，陈老师是美国音……”大家不听她，什么伦敦音美国音，陈老师才是标准音。后改由川外毕业的袁晓梅老师来教，发音也与申老师相同，大家无话可说，但对英语就渐渐丧失了兴趣。后来上高中，我自学英语，偷听“美国之音” 何丽达女士主持播讲的《英语900句》，感觉陈老师美国英语也并不怎么纯正，但至今不敢向同学说，因为在“黄埔一期”心中，陈老师的语音具有永远的魅力。初一上期所学课文，从第一课“Long live Chairman Mao！”至第最后一课“Red Is the East”，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同学多用汉字注音，Thank you very much，小麻雀陈注音：“三颗药喂你妈吃。”Not at all，尾巴李注音：“那太土”。笑话多多，但热情愈高。周末，陈老师带我们到二十里外的野猪山“捉特务”，先教大家军事用语：Hands up! Don’t move! Lay down your arms! Get out or I’ll shoot! 我们活学活用，哈罗哈罗，满山满坡响彻鸟言兽语。当地老农神经兮兮问陈老师：“这帮学生娃叽哩呱啦干啥子哟？”陈老师一笑：“逮美国空降特务！”老农吓了一跳：“美国特务？”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其他班同学很忌妒，都说陈老师偏心。我们就更得意。

　　记得某日课堂上，尾巴李先问陈老师“天”英语怎样写，然后作业本上造一句，很得意的样子，请陈老师过目，陈老师看罢大笑，笑得尾巴李满脸通红莫名其妙。尾巴李这句流传至今的妙语是：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陈老师随即在黑板上写出这句最高指示的英语，教我们朗读，很多同学至今能诵：Study hard and make progress every day！尾巴李人很聪明也很能干，虽未考上大学，走南闯北浪荡江湖，混得还不错。同学会上摸出名片，头衔吓死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深圳之行现场指挥总监，人民大会堂国酒命名仪式总策划，云云。我讽他当年的搞笑英语，他却不笑，很感慨说：“陈老师说我有英语天赋。可惜生不逢时啊。”

　　春忙支农，我班被派到河对岸的东南公社某生产队。白天分散到社员家吃饭，晚上集体睡大仓库。中间好像是隔一排竹筐，男左女右。队长说，可以分散在社员家睡，但大家都说集体睡仓库最好。陈老师也赞同，说同学住一起好管理。晚上，仓库前晒场上，满天星斗满耳蛙声，全班同学盘着腿，席地围坐在陈老师周围，听他娓娓讲述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浑厚的男中音，在朦胧夜色中更觉神秘。三十多年转瞬即逝，我们都快老了，那些日渐遥远的夜晚，却记忆如昨。我不知道，后来身居校长高位的陈老师，将一批批宣中学子送往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等名校之际，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庆祝辉煌之际，是否想起他二十五六岁之间乡下的那些夜晚想起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是否想到他聪明活泼却被时代毁灭的“黄埔一期”？记得离开乡下最后一晚，蛙声如织流萤点点，天上星星也格外明亮，陈老师突然说：“唱支英国儿歌，好不好？”大家齐声道：“好！” 蛙声虫声伴奏着浑厚的男中音至今荡漾耳边：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
　　Like a diamand in the sky……

　　翌日上午，我们一路踏歌而回，轰动全城轰动全校。然后“天天读”前唱，开会前也唱，竟唱成班歌似的。某日“天天读”前，陈老师向我们先拱拱手，然后双手一摊：“Girls and boys,I’m very sorry……”陈老师说，校长问，为何不唱样板戏不唱革命歌曲，却唱什么“铜壳儿铜壳儿”？是不是有意对抗革命文艺？大家默然，为了陈老师，从此不唱这支班歌。三十多年后同学会，在宣汉北门河对岸的天乙山庄，缅怀陈老师，女生居然齐声唱：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陈老师生活很朴实，为人很豪爽。师母在外地，他住一单间，除了学校配备一床一桌一椅，换洗衣服堆在床头，几本旧书词典放在桌上，别无长物，真个是家徒四壁，门也不锁。女生们常趁陈老师外出，偷偷在他桌子放些桃子李子杏子什么的。女生前脚一走，我们男生后脚即入，见什么吃什么。女生在窗外看见，很气愤，怒斥我们偷吃陈老师的东西。我们就当女生面问陈老师：“陈老师，你桌子上好多水果哟！”陈老师莫名其妙：“没有哇！如果有，我一定拿出来共享！”我们笑嘻嘻说：“我们帮你吃了！”陈老师连声说：“吃得好吃得好！”女生不好意思说破，都想做雷锋式的“无名英雄”。却对我们恨恨道：“不要脸不要脸！”中秋月夜，男生女生陪陈老师坐在他寝室外的槐树下，记得陈老师说：“唉，我现在掏出五块钱，要是能买来白酒卤舌卤肝，月下同享，该多美好啊！”今日后生可能很难想到：这么朴实渺小的愿望，当年竟是奢望！

　　陈老师于2000年病逝，享年54岁，距他离任校长刚一年。盖棺也不能定论。初一语文邓老师惋惜说： “陈老师能力强，人也好，就是独断了些，得罪人不少。”邓老师与陈老师同来宣汉，共教“黄埔一期”。后来陈老师校长，他副校长，情同手足。高中语文桂老师却不以为然：“当校长好威风，一支笔，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被人挤下来，窝囊啊失落啊！不得病才怪。”高中数学向老师感慨说：“陈老师陈校长，前后判若两人。说是拒腐蚀永不沾，坐在校长位置上，难啊！”然后听见种种流言蜚语，无论真假，我也不忍心笔之于书。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绝对有理永远有理。前年同学会，商量请哪些老师，大家意见不统一，唯一统一的就是请陈老师。但陈老师不在了，最后竟一位老师没请。女生不准男生说陈老师长短是非，谁说跟谁急。已经内退的冉莉说：“别人怎样说陈老师我不管，但他永远是我心中最好的老师！”众女生都说：“就是就是。”陈老师当我们班主任教我们英语，前后也就一年半。

　　陈老师病逝，我正在美国。据说，追悼会很隆重，去了很多学生，“文革”那几届学生最落魄，却去的最多。
　　
　　附记：陈老师是我英语启蒙老师。记得高一课外自学英语，困难重重。他教高二，我常去请教他，总是耐心解答。并送我《天方夜谭》英文版，除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外，他为数有限的藏书之一。我代课宣中，师母蒲医生携女儿儿子来探亲，陈老师不让我喊“师母”，竟让我叫“嫂子”。那一年，我二十，陈老师三十。

　　再附记：低我一级的宣中同学李亚生，我们曾同插队王家公社，现任四川省水电校副校长，至今仍说，陈老师本来可以继后来官至副省长的余老师出国援外，但宣中某老师匿名举报：陈某人给学生讲西方黄色故事毒害青少年云云。也就是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学生纷纷作证，陈老师讲的都是革命故事，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等等。查来查去，机会失去。

　　再再附记：我在宣中代课，时值1976—77年间，省上分给宣汉变压器厂一台进口车床，英文说明书请陈老师翻译，陈老师说他不懂，让我翻译，并带我去见归国休假的余老师，说他搞过工程翻译。记得陈老师跟余老师说：“他是宣汉英语种子。”说明书翻译完毕，我和陈老师亲自送到变压器厂，厂长非常感激，特请我们到食堂吃了两碗粉蒸肉。三十年过去了，世态沧桑，人情冷暖，感慨万端。

俞丽拿的故事

“那一年考进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管弦系，我还不到17岁。从附中开始，我在乐队里就是拉小提琴的，那时这件西洋乐器对于国人来说还十分陌生。我们到农村去演 出，选了外国的一些经典小提琴曲，演完以后，大家说听不懂。比起声乐系学生唱完后下面大喊再来一个，我们感到了强烈的挫败感，决定成立一个‘小提琴民族学 派实验小组’。党委同意了，却没有把我的名字列进去，理由是我专业成绩好，担心我搞‘实验’分散精力，影响参加小提琴比赛的成绩。我打报告坚决要求才获 批。就这样，我们一共六个人，五个大一的女生，加上一个男生何占豪，组成了这个小组。”

“最初的实验，是从民族音乐里选择一些耳熟能详的曲目用小提琴演奏，像广东音乐的《步步高》、西北民谣《四季调》、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俞丽 拿边讲边演，每奏完一曲，就要观众说出乐曲名）。但我们依然很迷惘。有一次我到北京演出，在舞会上，周恩来总理请我跳舞。我不会跳，但总理说没关系，你跟 着我的脚步就行，于是我就不断地踩到他的脚。跳舞的时候，我向总理吐露了我们小组的苦恼，总理说，你们年轻人敢想敢做，一定能解决问题的。一年以后，总理 到上海来，我们就用小提琴给他演奏那几首民族音乐。总理听完对我说：‘俞丽拿，你提的问题现在不是解决得很好吗？’我一听就愣住了，我一个小小的演奏员一 年以前向总理提的问题，他居然还记得！我们由此也得到启发，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400 多年了，传到中国不受欢迎，乐器本身并没有责任。我们要做的是给它增加一个说‘中国话’的功能，但是我们演的民族乐曲都太短了。”

“转眼到了1958年的下半年，我们管弦系开始准备1959年国庆10周年的献礼，大家商定要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至于题材，当时正值‘大跃 进’，所以想了好多革命口号的题材，比如‘全民皆兵’、‘大炼钢铁’，最后才把最适合小提琴特点的‘梁祝’作为备选题目列上去。但是恰恰就是这个题目，被 独具慧眼的党委书记选中了。就这么确定了曲式和题材，但我们是管弦系的，不是作曲系，创作起来有难度。后来领导从作曲系五年级调来一位高才生帮助我们，他 就是陈钢。陈钢和何占豪两个人真的是缺一不可，陈钢有作曲的功底，何占豪熟悉产生《梁祝》的土壤——越剧。他是进修生，来自浙江越剧团乐队，受越剧的影响 很深，我们开玩笑说，他的骨髓里都有越剧的味道。所以《梁祝》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可能也只有那个年代，人人不为私，才会有那样的成果。”

俞丽拿打趣说：“文革时批评我‘三名三高’（文艺界名人、名专家、名教授；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名嘛，小名气是有点，高呢？高工资高稿酬高什么？那时候我拿到的工资跟大家一样，稿酬就100元。现在‘三高’倒是有了，高血压高血质高血糖。”

人物档案俞丽拿，67岁，小提琴家

• 1940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
• 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一举成名；
• 1960年，在上海女子弦乐四重奏中担任第一小提琴，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并获奖。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弦乐大赛中获得成功；
• 1993年，她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
• 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教研室主任，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学住校

红墙论坛 送交者: 过耳风 于 2006-10-18

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学校所在的地方叫弄弄沟，我们那个城市解放以后才出现在地图上，所以一切的地名都起得马马虎虎。除了弄弄沟，还有弄弄坪，意思很了然，说的是一块大山，弄一弄，有的成了沟，有的成了坪。

弄弄沟是一座山拦腰劈开，勉强修起一条公路，然后靠着这条公路弄出几座房子来，里面有一座是我们的教学楼，三四座钢铁厂的家属宿舍楼，一座六层的单身职工宿舍楼，下面几层住的是炼铁厂的职工，上面两层就是我们学生宿舍，男生住五楼，女生住六楼，老师统统住在四楼。还有两座平房，虽然是平房，意义却非常重要，一座是小卖部，另一座是饭堂。

我们宿舍离教室有一段距离，步行大概需要十分钟。饭堂在宿舍旁边，位置比教室低很多，通往教室的路，大部分由一条漫长陡峭的楼梯组成。每天早自习，中午和下午放学的时候，学生们象发了疯一样从楼梯上直冲向饭堂，书包里的饭盒碰撞勺子，叮叮当当响成一片。早饭的包子供应有限，寝室里负责打扫卫生，不用上早操的同学一般都会担当起为整个寝室买包子的重任。中午午睡起床，一条沉默的人流半梦半醒，静悄悄地向教室缓缓移去。路上毫无风景可看，生活一层不变，也没有什么新闻好说，一个邻班的女同学突然在楼梯底下停住脚，蹲在地上，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周围人的好奇只限于短暂探寻的目光，然后静悄悄地绕过她，继续在机械的行走中咀嚼自己午睡时的乱梦，留下这个女孩子，不屈不挠地蹲在大太阳底下。后来这个女孩子上大学的时候突然失踪，下落不明。

刚上中学的时候我们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第一天的新鲜感过去之后，每天晚上，宿舍里哭成一片。弄弄沟进城的班车一个小时一趟，下午六点就已经收车。如果错过了，要走半个小时的路，到下一个汽车站去乘另外的公共汽车。这条路我经常走，有时候天色很晚，路上没有一盏灯，走在那条路上，一边是光秃秃阴森森的大山，另一边是钢铁厂神气活现的高炉，我的平底布鞋的每一步，都会激起一串回音，我小时候胆子非常大，除了怕鬼，并不害怕哪里会窜出一个歹徒来。

学校没有澡堂，女生平时就打点热水，在宿舍里擦一擦。夏天实在热得厉害，可以用盆子接了冷水到厕所里冲一下。有一段时间六楼所经常停水，女生必须到一楼唯一的女盥洗室洗漱。学生宿舍和职工宿舍之间隔着一道铁门，这道门晚上十点以后就锁上了。我们结伴走到一楼，几个老师守在楼道上，但是那些刚下夜班的单身工人饥渴得发绿的眼光还是让人心惊胆寒。

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分别有一个生活老师，负责检查宿舍纪律和卫生。女生宿舍的生活老师以前是文工团团员，后来徐娘见胖见老，就到我们学校谋了这样一个闲职。宿舍规定晚上十点钟熄灯，不准打手电筒看书，也不准说小话。女生话多，经常熄灯之后还在唧唧咕咕。被生活老是听见，就会敲门扣分。为了方便老师检查，我们晚上睡觉不准关门，要等老师检查完毕帮我们把门关上。我们高年级的女生比较油，寝室门总是半敞办开，生活老师经常会静悄悄地走到门口，偷听我们是否在讲她和其他老师坏话。寝室里虽然熄了灯，走廊上的灯还亮着，看得见她的影子投进寝室来。大胆的女生会偷偷走过去，猛然一开门，把没有准备的生活老师摔进寝室来。这个行动，成功率相当大，不过后果也比较悲惨，代价是早上卫生检查一定不合格。

学校里难得让我们看一场露天电影，我记得的有两场：一场是“青春万岁”，另一场是“边城”。“青春万岁”看完之后女生都很疯迷，自己找了电影里的一个角色去模仿。我看“边城”的时候，还没有读过沈从文的同名小说，喜欢得不得了，后来上大学还跟同学说起。正好演翠翠的小姑娘就在我的大学读书，我专门跑去饭堂门口等着看她，不过是黑黑胖胖的一个普通女孩子而已。

钢铁厂的职工一个星期有一场露天电影看，我们到了高年级，也会翘晚自习偷偷跑去看电影，就是要小心不能给老师发现，因为他们有时也会在那里。86 年世界杯足球赛，我和几个同学每天晚上跑到附近熟人家里看比赛，后来人家怕担不起责任，不让我们去了。马拉多纳，普拉迪尼，就是那个时候才知道的。

我们这一届毕业后，学校搬家，搬到一个不是沟的地方，据说从此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我中学毕业后再没有去过弄弄沟，我们那一届，正式考上大学的屈指可数，两年后，就有人上了北大，清华，据说今年四川省的文科状元就出在那里。我听了这个消息，也不觉得特别高兴。以前我的高三班主任，晚自习经常找小巧漂亮的女班长谈工作。女班长后来回到学校当老师，成了骨干。班主任倒跳出去，跑到别的地方当了校长。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是我小学三年级一直到高三的同学。那天我们两个人坐在成都一间饭馆里，她还是那么光焰照人。两个女人当然谈到孩子，她突然说：哎呀，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不就像你儿子那么大吗？

十几年来，我们明里暗里，一直在打一场无休无止的冷仗。而就在她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刻，我们这两个冷仗对手，完完全全，真真正正地握手言和了。

四十年來家國

顏純鉤

八月底一天，日光毒辣，經過灣仔大道東時，突想起四十年前的那個夏天，一樣毒辣的日頭，我與中學母校的同學一起，沿福泉廈公路步行往福州去，準備參加八月二十九日在那舉行的揪鬥教育廳長王于_的活動。王是當年福建省委書記葉飛的夫人。

那時我們都還不是紅衞兵，等到從福州回來，一個紅衞兵組織就在全省各地建立起來，因為八月二十九日具紀念意義，這個組織就命名為「八二九革命造反司令部」。
我中學母校的學長王雲集，是廈門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又擅演講，真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鬍子巴喳中帶一點落拓文人的浪漫氣質，他後來成了福建省八二九總司令部的司令。

我們在福州東街口看大字報，把一些新鮮感人的內容抄下來，毛澤東、周恩來、林彪、江青等人的講話，都像九天綸音，讓這些鄉下孩子感到革命的新鮮刺激，感到參與一項偉大的政治運動那種千載難逢的幸運。那時革命浪漫主義盛行，循規蹈矩的學生突地生出對崇高事業神往追慕的激情，人人都準備投入文化大革命運動，準備必要時犧牲自己。

我們住在農學院，晚上和衣睡在地上，每天早晚出入，經過福州著名風景區西湖公園，那大門洞開，也不收門票，但我們那時都神聖得屢過其門而不入。對鄉下孩子來說，公園是神奇好玩的地方，可是革命如火如荼，誰有心思去遊玩享受？我們那時意志堅定如此，因為造反本身正是一件家國大事。

從那以後，整整三年屬於我生命中的「八二九」年月。從初期的造反派與保皇派之爭，到各立山頭，校園棍棒石頭的武鬥，到介入社會，組織工人農民成立造反總部，再到衝擊部隊軍營搶槍，武裝割據，身邊有同學死傷。那時黨政機關癱瘓了，幹部也分成兩派，連「支左」的部隊也各有「派性」。天下大亂，越亂越好，毛澤東如是說。

為「保衞偉大領袖毛主席」打了兩年，到六八年秋天我被推舉到北京參加中央辦的學習班，造反派、保守派的學生與幹部同處一室，談判大聯合的問題，籌備建立福建省革命委員會。一九六八年底，全國各省除台灣外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軍隊、幹部和學生三結合建立領導班子，「全國山河一片紅」，理論上說，文革結束了。而三年打生打死，造反保守究竟誰對誰錯，到最後也不得要領。

一九六九年初，毛澤東又有一大戰略決策，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紅衞兵從「革命先鋒」搖身一變，成了「接受貧下中農再育」的臭老九。毛澤東高瞻遠囑，深感血氣方剛的學生留在城終究是個禍害，養活數千萬年輕男女又要虛耗國庫的糧食金錢，因此把這些因為造反而野性不馴的孩子，投放到中國廣袤的土地上去，讓窮苦農民去收拾他們，讓漫長的放逐消磨他們的意志，讓清貧的日子瓦解他們之間的感情。紅衞兵們飽嚐人間冷暖，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一時頹廢苦悶成了流行病。

到七十年代初，知青們先後抽調到城不同部門工作，領取微薄到可憐的工資，一個個如蒙大赦、感激涕零。然而，幾年跌宕的人生初級課程，使他們對現實產生了基本的懷疑態度，部份人開始質疑自己身處的社會制度，年輕人不安份的思想和探索真理的原始衝動又一次萌芽，這一次不是精神洗腦後的盲從，而是從個人觀察和思索生發出來的真切感受。馬克思的格言是「懷疑一切」，這一回紅衞兵們接過老祖宗的信條，把它用到現實中去了。

一九七三年，林彪一夜之間從欽定的接班人，淪落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隨林彪的倒台，毛澤東至高無上的神話也開始解體，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也在民間的政治耳語中四處流傳。「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革命革到自己親密戰友的頭上，正如革到紅衞兵頭上一樣，令人對革命的神聖意義平添了更多疑慮。

那是魏京生們在北京民主牆呼籲「第五個現代化」的年代，全中國每個角落都瀰漫各種政治的悄悄話，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揭示不同的政治行情，今日的座上客明日成了階下囚。紅衞兵們被政治漩渦甩出來，閒極無聊，反倒貪婪閱讀各種到手的理論書，探討中外的歷史問題，小心翼翼地接觸現實政治制度的利弊。那時我們也看《聯共（布）黨史》、《法國革命史》、《巴黎公社史》、《第三帝國的興亡》，私底下提出「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這樣膽大包天的問題。幾個朋友看書討論，彷彿對國家政治、社會制度頗有心得了，商量準備把一些看法寫成大字報，張貼到福州鬧市東街口去，以期引起更大反響。

因為個性疏懶，我們的大字報始終沒寫出來，到後來工作調動，小圈子散了，我們過問國策、行使公民權的大計，終於也成了「偉大的空話」。也幸虧人太懶，正經事當作閒聊，又缺乏足夠的政治野心，否則大字報一貼出去，一定免不了牢獄之災，而各自的後半生都要改寫了。現在看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簡直是小兒科，不過在當時，僅僅是「改善」那樣輕描淡寫的想頭，也已經夠駭人聽聞。「偉大領袖毛澤東」健在，他的世界共產主義藍圖方興未艾，豈容幾個毛頭小子來「改善」！但這種「改善」共產黨執政的念頭，在紅衞兵中廣泛流傳，在老百姓中發酵，後來成了鄧小平改革開放大轉彎的社會基礎。

政治滲入個人的日常生活，這是文革帶來的社會文化效應，也因此讓紅衞兵這一代，比他們的前輩更早也更深刻地思索現實問題，對現存的體制發出質疑，追尋各種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八十年代初起，有的人因此走上政治抗爭的不歸路；有的慢慢消磨了政治激情，回歸世俗生活；有的人走入建制，被提拔作各級官僚；有的人下海做生意，成了第一批經濟弄潮兒。紅衞兵分化了，在大變革的年代各奔前程。

在胡耀邦趙紫陽的寬容政策下，紅衞兵們開始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在知識界形成文化引進、思想探索的熱潮，推波助瀾，蔚成風氣。

混亂而生氣勃勃的局面，時鬆時緊捱到八十年代末，到愛國學生民主運動形成高潮，這個運動的幕後智囊和市民中的呼應者，很大部份也是紅衞兵。那時紅衞兵們久違的理想主義又回來了，天地一股正氣從京城向全國流播，民胞物與伸張道義的激情像傳染病，人人都以為，民眾的訴求如此樸素真誠，人民子弟兵不會槍擊人民，可惜大家都錯了。

六四一役耗盡了中國人的道德正義感，愛國熱情被坦克車輾碎，當年的沮喪和無助，隨十幾年來的經濟上升、生活改善慢慢轉淡，民主自由的理想被追逐現世快樂的欲望麻醉了，人人日子都好過了，只是靈魂無法安頓。

等到六四的風波輻射到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卻在那引爆了另一些定時炸彈，前蘇聯解體，東歐共產政權土崩瓦解，民主制度在他們那草創了。正如俄國諺語說的：「人不能分兩次跨過壕溝」，他們的政治經濟改革同步到位，震盪療法起死回生。今日看來，俄國和東歐最壞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但中國最壞的事情似乎還沒有發生。

從文革的紅衞兵，到思想解放運動，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呼聲，再到六四，再到前蘇聯和東歐的變天，歷史發展似乎有某種脈絡，有一種內在的因果關係。以紅衞兵造反之惡開始，一浪接一浪，而以社會主義陣營崩析告終，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壞事變成好事」。如果說紅衞兵運動最終造成了世界格局的改變，有人可能會譏笑我們太過自我膨脹，不過亞馬遜河熱帶雨林中一隻蝴蝶搧一搧翅膀，也會引起美國德薩斯州的龍捲風，假設沒有紅衞兵，今日世界或許就不是這種面目。

七十年代初起，數以十萬計的紅衞兵擠開國門南來香港，這些當年的「阿燦」，三十多年來見證香港的盛衰。少年子弟江湖老，紅衞兵早已恥談當年之「勇」，不同派別的紅衞兵一起飲酒作樂時，說起四十年前的對立，十億中國人被毛澤東一人催眠的往事，也都只有苦笑的份。一個同學官至副市長，因貪污被投入大牢；一個同學文革後出國留學，現在在香港一間大學做生物科技專業的訪問授；一些同學赤手空拳在資本主義的香港開創了自己的事業；另一些同學只過平凡而清貧的日子。紅衞兵這一代，再沒有甚麼前景，前景都是屬於他們後代的了。

看看今日的中國，官場的貪腐與民間的惡質文化沆瀣一氣，經濟快速成長與精神極度混亂相呼應。中國就像一個初出牢籠的囚徒，放眼人間到處是機會，過去的陰影與未來的誘惑交織心頭，野心比本事大，麻煩比智慧多，一副陰陽失調的病身，背負舊日淪落之怨與今日得意之狂，不知能不能捱過風雲變幻的世道。向好處看，這是復原振作無法迴避的過程，向壞處想，沒有大國手，不作一番刮骨療毒，終不知如何收場。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二十年前曾有過一次關於紅衞兵「懺悔不懺悔」的爭論，其實，對紅衞兵們來說，半世折騰又怎一個「悔」字了得？今日紅衞兵們早已髮白齒搖，家國雖屢屢入夢，而心力卻早已不濟了。再來一次文革，我還會做一次紅衞兵嗎？說真的，我不敢說不會。在十幾歲上，空有一股初入世的激情，以世界革命或家國關懷的名義，偉大領袖催眠，億萬人裹脅，再怎麼荒唐的事，我們中國人都還會幹得出來。更不用說，今日世道如此惡濁，人心如此險峻，再鬧一次，誰也沒有屢過公園而不入的那種真誠了，那會是怎樣一種局面，也不敢想像了。

萍果日報首發

三十年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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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星探 于 2006-09-09

那天肯定不是星期天，也不是星期二。我的母亲在一所学校工作，和大部分事业单位一样，那里星期日公休。我的父亲在一所工厂工作，厂里的公休日是星期二。那天他们都不在家。

那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不过是刚进入小学。我们那里文革中的一大特产是抗大小学，人们戏称“炕大”或者“坑大”小学。以延安时代的抗日军政大学的 名义，以各个街道为单位，把一年级的孩子集中到一个校园，叫某某街抗大小学。这个校园只有一个年级。到了二年级，才升入正式的小学。而那时的小学，本应是 五年制的，中学从六年级开始，完成九年级就算中学毕业。当时学制很乱，附近的中学有六年级，我们小学也有六年级。我和姐姐在同一所小学上学，她念五年级。 其实她本应该是六年级学生，于五年前的秋季入小学。不料第二年春天，学制改革，各小学春季也招收学生。后来又将两部分学生合流，重新改回秋季招生。结果同 一年入学，有人幸运地到了没紧跟形势的小学，就按部就班上了六年级，大部分则莫名其妙地留了一级半级。

那天只有我们两个在家。我们学校的工宣队来自矿务局系统的机修厂，我们和机修厂步调一致，星期一公休。我们都是上半天学，可能凑巧那天都是上午上学。

父母不在家，我们两个很无聊。家里有个收音机，没事儿我们会听听广播里的革命歌曲，样板戏已经不那么火热了，但还时常广播。另外还有曹灿叔叔讲故 事、小说连续广播、电影录音剪辑什么的。那天我们不知为什么都没有出门找伙伴玩，大概是父母不让我们分头行动。我们拼命地在广播里寻找音乐或者故事、电 影，偏就没有一丝。大概找了一个小时，某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播音员说：今天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那以后，每个台都在说：今天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

四点终于到了。我们好奇，一直等着，直到夏青沉重的声音传来：中国共产党中央.....沉痛宣告.....伟大的......我知道那是谁了，我不相信，我天天喊万岁的不落的红太阳怎么会死？我害怕极了，跑到了外面。外面大喇叭里响着同样的声音，然后是哀乐，一遍又一遍。

两个星期以后，哀悼活动结束了，我们也恢复上课了。我们那时有学工和学农。姐姐她们学工，要到机修厂去开门办学，在那里上课。算术课上的应用题都 要和工厂里事情的挂钩。姐姐那时很郁闷，本来她算术课很好，在同年级同学中很有声望，偏巧在工厂里的某个题目上被别的班的一个女生压过。我们年级学农，很 简单，要到附近农去听报告，帮助人家干活，其实就是帮倒忙了。我们家附近就有某个生产队的菜地，但我们去学农的地方很远，要过河，还经过人家的村子。到了 田里，妇女队长讲话，说以前如何如何不好，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后，就结了硕果了。说到这里，我们临班的班主任，一个从街道家庭妇女走上教师岗位 的三八大军（即集体所有制职工。那时每个小学都有从街道抽调的一批人来充实教师队伍，但其身分不变，并非正式的国家干部），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 岁！学生们也都跟着喊毛主席万岁。我没有跟着他们喊万岁。毛主席已经去世了，没有万寿无疆，怎么还能喊万岁呢？

我大概从那天开始就进行独立思考了。

万润南：我的学长胡锦涛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渡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帮，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写此类文章。那么多人在写，并不缺我这一个。我想写点自己想写、也只有我能写的东西：说我自己的故事。我计划写大约一百篇《清华岁月》、一百篇《四通故事》、一百篇《流亡生涯》。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有人读了我最近的文章，说：“万润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过八十的老父老母，那边已没有什么是我可牵挂的了。前一段，母亲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39.6℃，医院发了病危通知。许多至诚的朋友帮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点点滴滴，都在这里心领了。

往事如烟

京 人

我戒烟一年多了，十几个月里一根烟也没抽，而且我现在闻到烟味会感到不舒服，就和一些从来没有抽过烟的人一样。看来这次戒烟是彻底成功了。

可是我偶尔仍然会有点燃一支烟的冲动，比如在油漆完我们家阳台的时候，或是在开长途车的时候。这些冲动非常微弱，很容易克服，但也许会伴随我一辈子，因为我抽烟的历史太长了。

我第一次抽烟是在十四岁，在学校操场边的一个树丛里跟着高年级的学生抽了一根，旋即被人报告，写了篇检查当着全班朗读。那个时候正闹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孩子没人管，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抽烟的不少，而且都是抽牡丹、中华这些好烟。钱呢，有的是父母给的零花钱，但绝大部分来路很不正。我有一个朋友抽好烟，烟钱来自小偷。小偷的外号叫“佛（拂）爷”，抢小偷叫“洗佛”，靠小偷上贡叫“吃佛”。我那个朋友有时就去“洗佛”。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只抽过那一次烟，做了检查之后，再也没有抽过。

我再开始抽烟，并从此成瘾，是二十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工厂，前后左右的男工大都抽烟，而且抽得很凶。女工有的也抽。干活的时候他们在我周围抽，下班的时候打牌下棋甚至上了床，他们还是在我周围抽。我不到十六岁进厂，绷了四年都没有抽烟，但终于招架不住这么年年月月耳濡目染烟熏火燎，还是跟着抽上了。

想起那时候抽烟，经常出现在脑海里的一个场景，是在干活时需要动脑筋的时候。我当时在机修班当钳工，工作时经常需要停下来想想怎么干。每逢这个时候，总有人先拿出烟，向在场的人让一让。青工们之间烟酒不分，有人递烟，接过来就叼上。老工人呢，他们一般卷烟叶。天天抽徒弟们孝敬的烟不好意思，自己买烟回敬又舍不得。他们此时会很有尊严地说：我抽不惯纸烟，还是卷吧，再说烟叶还治咳嗽，要不然你也来一炮？天长日久，我们发的如果不是什么高级烟，也不让他们了。

班组里有两个比我大几岁，技术很好的青工。我至今还能生动地想起来他们叼着烟，眯着眼睛，捉摸一个活儿应该怎么下手的样子。我在工厂头四年是壮工，再两年开推土机，最后两年才进机修班。开始的时候，我还为能和这几个我非常佩服的青工一起分析技术问题感到荣幸。在讨论怎么解决一个难题的时候，我偶尔也能叼着烟插句嘴，如果意见得到采纳，心里会非常非常得意。又记得刚进机修班的时候，是我给他们烟的时候多。直到后来，我们在相互派烟的时候才平等。

俗话说：“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其实我习惯抽烟的时候还不是在饭后。我除了怀念在工作中动脑筋的时候抽烟，现在还经常回想起冬天干活时打歇，坐在向阳背风的土坨或墙根下抽烟的滋味。

我还喜欢在蹲茅坑的时候抽烟。那不全是为了驱散臭味。老式茅坑里的屎尿散发出的氨气和烟味混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享受。所以我现在如果想象一种情况，最有可能让我重新抽烟，那就是回国到外地旅游，上老式茅房的时候。

七十年代，大家都不富裕，对于烟鬼来说，工资收入除了吃饭，抽烟往往是第二大日常开支。厂里的老工人拖家带口更困难一些，多用烟叶卷土炮。青工负担轻，多抽八达岭这样的中档烟。那时简装八达岭一盒两毛八，精装的三毛一。我一般抽简装的，这是我们厂青工的平均水平。我们有时也会改善一下，买盒香山，简装的三毛四，精装的三毛七。更偶尔的时候，我们还会买盒大前门、礼花、凤凰、牡丹、中华什么的。那都是高级烟了，价格从四毛多到六毛多不等，买来不好意思自己抽，往往是打开盒一下子就散光了。我那时的月工资可以买一百包中档香烟。不知道现在一个中国工人的月工资值多少包？

好的烟有自己的个性，多少年后都令人回味。比如我现在还记得牡丹的味道。那是一种纯正、凝重的个性，不那么刺激，但绝不柔和，如果把牡丹烟比成一个人的话，那应该是一个饱经沧桑，劲气内敛的成熟男人。

凤凰牌的烟则像个贵妇人，很香，很柔和。礼花烟因为有点调皮的味道在里面，给我的印象是个花花公子。

前门烟是老牌子了，也很纯正，但有些硬，虽然工人师父抽不起，但具有工人师父的风格。

前门以下的烟呢？便宜烟除了省钱和满足最基本的欲望，在烟民的记忆中留不下任何印象。现在让我回忆八达岭的个性，我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不过有一种劣质烟给我留下了印象，那就是七十年代中国一度到处可见的阿尔巴尼亚烟。阿尔巴尼亚烟是硬盒，外面还有玻璃纸密封，包装比当时的国产香烟好多了。这些进口烟卖得很便宜：一毛多一盒。阿尔巴尼亚烟用的是莫和烟叶，对于抽惯国产香烟的人来说是其臭无比。所以尽管便宜，大家买一盒见识一下，从此不再问津。

说到这，想起七十年代北京还卖过古巴雪茄，装在铝套中，每支块八毛，如果每天抽，一般人是抽不起的。我闹着玩试过一根，抽不惯，剩大半根给扔了。现在想起，那是什么牌子，是大名鼎鼎的Cohiba么？就这么与我失之交臂。现在网上卖的古巴雪茄最便宜也要十块美金一根吧。

那时候还有一样东西让我怀念，就是一种带打火机的烟盒，里面可以装二十支香烟。烟盒是铝制镀铜，金灿灿的。打开烟盒取烟，一关上烟盒，打火机就会打出火来。这个烟盒当时卖个好几块钱，确切数目忘了，反正我是没舍得买。这么多年后不知能否在国内的旧货市场找到。

文化革命快结束时，连很多青工也开始抽上了烟叶。因为那时候不少人都开始为结婚作准备。香山、八达岭虽然不算贵，一个月下来也很可观。我虽然没有准备结婚，但也跟着大家卷起了土炮。我们买的是“工农”牌的烟叶。“工农”牌分两档，虽然都是四两装，纸袋上的图案也都一样，但是分红色和蓝色。红色的比较贵，一袋八毛多，蓝色的比较便宜，记得大约是一半的价格。那时商店里还有裁好的卷烟纸卖。为了省钱，可以用稿纸。稿纸很薄，卷烟正合适。我们也经常把报纸的边裁下来卷烟。

再后来，和我要好的几个青工又等而下之，抽上了从农村买来的烟叶。那种烟叶一斤才几毛钱，不过买来的时候有些湿，要用砖头架着块铁板烤一下才好抽。我试过那种烟叶，太呛，所以从没有买来抽过。等他们都抽起那种烟叶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香山、八达岭。

下班后朋友们在宿舍抽着土炮，商量着怎么淘换木料，怎么打沙发、书桌、酒柜、大立柜，准备结婚。我呢，抽着香山，躺床上看书。后来他们陆续结婚了，我呢，上了大学。

出国以后改抽洋烟。洋烟里抽得最多的是红盒的万宝路，这个牌子的烟抽惯了之后觉得它很纯正，但没有个性。洋烟里给我留下印象的一个是登喜路，另一个是骆驼。登喜路的味道和我以前抽惯的中国烟很相近，而且非常纯正，柔而不弱，是绅士风格。骆驼的风格则完全不同，非常粗犷。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抽了不少骆驼，专门买那种不带过滤嘴的，要的就是土耳其烟草里的那个野劲儿。

现在回国，中国烟的牌子大多很生疏了。到云南的时候什么红塔山、阿诗玛、云烟都试过，味道还算正，但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格。

记得八十年代末回国，牡丹、前门、礼花和恒大这些老牌子都还在，但质量一落千丈，烟丝里全是梗子，要使劲才抽得动，恨不得一下子不吸就灭，俗话说是“这烟要火儿”。这些烟在商店被用皮筋绑在新的时髦牌子香烟的下面，搭配着才卖得出去，想起它们以前的辉煌，真是令人唏嘘。又过了好多年，这些烟大概和中国的许许多多遗迹一样，被新生事物取代，终于湮没了，只有曾经领略过其风韵的人还留下一点点念想。不过这些念想也早就渐渐如烟了。

关于中学生活的旧作：我在香山看红叶

一篇七年新的关于中学生活的旧作：我在香山看红叶

•京 人•

一

每年深秋，树叶改变颜色的时候，北美真是美极了。高速公路上，两旁斑斓绚丽的色彩望不到头。那层层叠叠的山峦也已是红黄相间，像是一幅幅巨大的印象派油画矗立在地平线上。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想起这么两句诗：“我在香山看红叶，散步在青松下月”。随之又想起北京的香山。

香山的红叶，十几年没有去看了。但忘不了坐在鬼见愁上，望着右边的那一大面山坡，红得像着了火。

香山的红叶，可别来无恙？

可是我在下面要说的，却不是香山的红叶，而是那两句诗，还有写下这两句诗的诗人。

这诗人便是我的初中同学志民。

二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闹文化革命，学生没人约束。学校里成了弱肉强食的社会，“土豪恶霸”横行。因此，再老实的男生也会打两下王八拳，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保护自己。我从小也算是个老实孩子了，至少我父母这样认为。即使如此，有一阵，我每天上学的时候腰里也缠一根武装带。你别说，还真抽出来用过两回。

志民是我们之中的异数。

志民在学校天天受欺负，现在想起来，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那几年的。最平常的，是时时处处的嘲弄、起哄。有时也免不了推一把、搡一下、打个脖拐、让人摁着用粉笔在背上画个王八。

但是他从来没有反抗过。遇到比较轻的欺负，他或是置之不理，或是自我解嘲地干笑两声。遇到别人真对他动手的时候，他眼里也会闪过一丝不快，甚至愤怒，但转瞬即逝，过一会儿，又和没事一样了。

志民是文静的，但大家并不是因为他文静才欺负他。有人专门和他过意不去，是出于另外两个原因。

一是志民喜欢我们班的女生陈洁。陈洁是个大眼睛的漂亮姑娘，很活跃，也很泼辣。那时候我们都十三、四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很多男生暗地里对她垂涎三尺。可是学生中的男女界限很厉害，大家不得不做出对所有女生不屑一顾的样子，对陈洁也不例外。

志民更是从来没有和陈洁说过话，可是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喜欢陈洁。上课的时候，他的目光会瞟向陈洁，停几秒钟，然后移开。这种情形虽然每堂４５分钟的课只有一、两次，但仍然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志民又偷看陈洁了！又偷看了！噢……”那时候，我们在课堂上是随便喧哗的。老师的任务，似乎只不过是在上课时间内把我们关在教室里面。

志民涨红的脸上挂着痛苦的笑容，用哀求的目光盯着众人。嘴里有时会嘟囔：“我没有，我没有，别闹。”

陈洁却会大声抗议：“看又怎么了？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段说过不让看女同学啦？”

文化革命正如火如荼，我们经常在操场上开大会。按个子高矮排队入场的时候，志民正好排在陈洁旁边。他此时总想故意避开，可是大家不答应。

“志民，站到你老婆边上去，别老往我这边靠。”这是轻的。一个冷不防，有人会猛推一把，让志民正好撞在陈洁身上，随即是全班男生的哄堂大笑。

志民受欺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写诗了。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写诗，常常在课堂上陷入恍兮惚兮的状态，随后就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两句。

志民的笔记本，自然是经常被人抢过来看的。上面的诗还真不少。用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相当风花雪月了。“啊，春天”、“啊，大海”、“啊，沙滩”，尽管我可以肯定，志民从没有见过大海或去过沙滩。他爸爸是海淀菜市场卖菜的，可能最远就带他去过天桥。

大家对志民的诗更是十倍地无情嘲弄。

“志民，一到春天你‘啊’个什么劲，该上配种站了吧。”

“瞧你那德行，还大海、沙滩呢，你丫歇会儿吧”。

人们更会把笔记本扯下几页，用浆糊贴在学校大楼入口的黑板报上。志民这个时候会发疯地追出来，等恶作剧的人把他捉弄够了，再把自己的这几页诗从黑板上撕下来。

三

志民的诗我当然都不记得了，只有本文开头的那两句除外。

那是一年的秋天。刚吃完晚饭，班干部就跑到我们家通知我到学校紧急集合，理由保密。

半个小时后，我们全年级已经站好了队，心情紧张地听军宣队的解放军战士布置任务：根据可靠情报，有两名苏修特务刚刚空投到了北京的西山一带。我们今天晚上要帮助解放军和工人民兵搜山，务必不能让特务漏网。

太棒了！

背着练刺杀用的木枪，我们急行军一个多小时，便来到了山脚下，接着就爬山，结成散兵线搜山，用手电乱晃。摒住呼吸，招手示意让别人抄到后面包围，……结果发现，那只不过是一棵歪脖子树。

我们从这个山头搜到那个山头，不知不觉，天边出现了曙光。红日喷薄欲出，我们发现自己站在香山的鬼见愁上。

远处，军宣队员用洋铁皮喇叭命令我们原地休息，这原来是演习，现在已经结束。

大家一听都很失望，但马上就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了。

在火红的朝霞映照下，是满山的红叶。晨风吹来，又是满耳的涛声。极目望去，在依然隐约可见的半轮残月下，万寿山、十七孔桥、高级党校……连我们学校的那四层楼都历历在目。

于是，人们第二天在志民的笔记本上发现了一首新诗。开头两句是：

我在香山看红叶，散步在青松下月。

“嘿，志民，‘我在香山看红叶，在青松下刷夜’？你到底和谁刷夜？”

刷夜，是北京土话，奸宿的意思。

“准是和陈洁刷夜。”

“没错，搜山的时候，好长时间没有看见他们两个。”

以下便是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议，充份发挥想像，越说越真，越说越不堪入耳。

陈洁坐在位子上，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么下流的话，已经令她无法反击。

给我们上英语课的老师是印尼归国华侨，刚刚被甄别完，证明不是特务。她此刻只有叹息摇头的份。

“住嘴！无耻！”传来了一声怒吼。

大家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居然是志民。

呦喝，要反？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几个平时最横行霸道的主儿凑了上去。

“怎么着，‘无耻’？还挺会用文明词儿。找死怎么着？”

话音未落，“呼”的一下，一把椅子抡了起来。

椅子是志民抡过来的。为首的家伙一转身，一缩脖，正好砸在他的背上。志民又把椅子抡了起来，教室里的学生都纷纷四下躲藏。平时欺负他最厉害的几个人跑得最快，但腿脚慢的还是挨了几下，疼得乱叫唤。

文静瘦弱、一说话脸就红、喜欢吟诗作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志民，现在把这些身经百战、腰里都别着家伙、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地头蛇打得鸡飞狗跳。

一直到毕业，再也没有人找过志民的麻烦。

四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几年前，我春节期间回北京，正好碰上初中同学聚会。召集人便是陈洁。

初中毕业后，陈洁和我分配到一个工作单位，又是一个车间，是熟得不能再熟的人。她听到我回国，便跑来看我，顺便通知我同学聚会的事。

我们在一家馆子吃完饭，又要了一壶茶，闲扯着。陈洁这时突然说：“你看，我千辛万苦，把咱们班的同学差不多找齐了。连在美国、香港、澳大利亚的都发了信，反正咱们要通知到。这还有一个，你帮我打个电话，就是名字旁还没打勾的那个。”

我伸手接过她的名单一看，是志民。

“嘿，你还和人家划清界线哪？谁都不管，你也要通知他。”

“唉，我干过一件对不起志民的事。”

“什么事？”

“尽管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哄我和志民，可是我们确实连话都没有说过。但在毕业之前，志民偷偷给了我一封信，上面有一首诗。”

“哈！想不到志民还有这么一手。你准是把信退给人家了吧。”我笑着说。

“我……我把那信交给工宣队了。他们把志民找去训了一顿。”

我一听，可是真动气了：“我说，你可真他妈够绝的。这个电话我不管打，说什么你也要打。”

“我那个时候在这方面还是很单纯哪，接到这样的信，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一慌，才上交的。”陈洁争辩着。

她最后还是自己打了这个电话。后来她告诉我，她和志民在电话上聊了很久。至于具体内容，我就不得而知了。

五

聚会是在海淀的一家餐馆举行的。餐馆老板也是我们班的同学，就是第一个挨了志民一椅子的那个主儿。为了同学聚会，他居然在上座率最高的春节期间停业一天，把餐馆布置成了国宴的架式，还挂着横幅、飘着气球。

聚会办得既热闹又成功。男生们对着神吹，女生们又哭又笑。酒过几巡，我端着杯子凑到志民边上。

二十年不见，志民已经成了一个彪形大汉，头发也开始掉了。他现在是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已经挣出了自己的桑塔纳。他举止豪爽，说起话来江湖气十足。原来我熟悉的那个志民已经踪影全无了。

聊了会儿，我问志民：“你还写诗么？”

“早就不写了，”志民笑着说。那神情，就像在谈年轻时的一件荒唐事。

“可是我还记得你的两句诗，”我盯着他说。

“是吗？哪两句？”

“我在香山看红叶，散步在青松下月。”

“嗨，原来是那两句，你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志民有些不好意思，“狗屁不通，什么玩艺儿，亏你还记着。”

是啊，亏我还记着。古往今来，写诗的人多如牛毛，写出的诗作浩如烟海。在那些或合辙押韵、或不合辙押韵、一行一行排列起来的玩艺儿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如过眼烟云，连诗人自己都记不住，甚或根本不堪卒读。

但是，志民这两句诗，虽然不通，却让另一个人记住了二十年，而且肯定终生不忘，每年一到树叶红的时候，便触景生情地想起来。

就凭这，他已经胜过千千万万个诗人了。

〔原载《枫华园》ＦＨＹ９７０６ａ〕

爱的方式

（从公社转贴)

寒 胭

从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用一个碗橱。常见的碗橱差不多有半人高，里面分三格。第一格里通常放的是油盐酱醋，第二格用来放吃剩的菜，第三格则是存放碗碟用的。碗橱的最下一层还有两个抽屉，摆些筷子、刀叉、调羹和勺子。碗橱靠墙的那一面是木头的，其他的三面则是纱窗，这样空气可以流通，隔夜的剩菜才不会闷坏。

完全不记得夏季里吃完饭还有剩菜的事情了，大约总是算好了量才来烧的，偶尔剩菜留着过夜，37度的炎热里，第二天一定是变质倒掉的。其他的季节里，剩菜应该是常有的事，可是我也不大记得自己吃隔夜菜这样的事了。我们家里，一桌子的嘴，大都是刁的。从前家里钱不大够用的时候，爸爸也总是会在每个星期天理好一个奶油包头以后到咖啡馆里去坐一坐的。讲这种派头的人，当然是不吃剩菜的。妈妈是来自一个大家庭的最小的孩子。我们广东人讲“拉女拉心肝”，外婆宠得她这个“拉女”一塌糊涂，她自然是有一张刁嘴的。至于我呢，有一年爸爸妈妈送我到外地的姨妈家里去，名义上是让我学着吃点苦的，可是我下了火车，面对一桌生葱和黑乎乎的酱，就是不肯动筷，还要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来。表哥看不下去，说我“一看就是一个刁小三”。“刁小三”的我哪里肯让自己的嘴受委屈呢？只有哥哥好一些，他是不甚挑剔的人，旧的衣服改一改，他也不介意穿，吃剩菜他也肯的。只是一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总是要多吃一点好东西的。在这样的家里，吃剩菜的就只有奶奶了。

那时一点可怜的食油是要凭票才能买的。因为大陆的油不够用，姨妈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除了送其他的东西，还特地接济每家一瓶油。没有重油炒过的菜，隔了一夜，实在难以下咽。我们的筷子，总是掠过盛着隔夜菜的那个碗，只顾伸去挟新鲜刚煮的菜。而刚刚从厨房里煮完一餐出来的奶奶，将就着剩菜，慢慢就吃完一碗饭了。她吃得很安静，没有我们偶尔吃一次隔夜菜就好象受难似的愁眉苦脸，以至于我以为奶奶煮完新鲜好吃的菜以后吃剩菜是她份内的事情了。

属于奶奶份内的事情好象不止这一件。没有冰箱的日子，是每天都要去买菜的。菜场虽然不远，但是仍然一大早就要去了，不然买不到象样的东西。隆冬腊月的早晨，在妈妈的千呼万唤之下，我才肯从温暖的被窝里伸出一个头，外面的天还不曾亮透呢，奶奶倒已经买菜回来了，又穿着那件我恨死掉了的旧棉袄。我恨那件深蓝色的旧棉袄，是有缘由的。有时奶奶买菜回来就急着送我去上学，我嫌那件棉袄太难看了，一定要奶奶换了才肯让她送我去。老师家访的时候，家里的大人把这件事给我揭发了。老师就在班上批评我，说我功课虽然好，可是思想不够好。

我不承认自己思想不好，只知道去恨奶奶和那件旧棉袄。可是恨了两天我就不恨了，因为奶奶的菜不仅做得好吃，而且做的时候很好玩，象是做游戏似的。我在边上看得着了迷，就忘了自己还在生气，不知不觉插手跟着奶奶一起玩了。奶奶把大块的猪肉切成丁，用佐料拌匀了来做香肠。她在香肠衣的口上放一只漏斗，漏斗里面放满了肉丁，再用一根筷子一下一下往里插，这样肉就给塞到肠衣里面去了。一根肠衣塞满的时候，就用纳鞋底的粗线把两头扎紧了，再找来一根粗针，在香肠上“噗噗”地刺出许多通风的小孔来。这还没有完，她把香肠吊在阳台角落太阳晒不到的地方，说香肠是要这样风干的。

过了几个礼拜，胖胖软软的香肠变成僵头僵脑一个个小老头似的，这就可以吃了。奶奶把香肠放在米里一同煮了，饭烧好的时候，香肠也熟了。这样煮出来的饭，真是香极了。奶奶把红色的香肠切了薄片在白色的盘子上铺了一圈又一圈的，看着就让人口水留下来了。那样的一顿饭一家人吃得好开心，只是奶奶究竟吃了几片香肠呢？好象没有人去关心。

其实奶奶也不是不懂得吃好东西的人。夏天里她脱下平常煮饭穿的旧衣服，换上一套青黑色的香纹衫，衣襟上塞一条手帕，脚上换一双黑色的缎子鞋，这就带我上街去。有时候我们去凯司令吃奶油蛋糕，有时候我们也去泰昌吃冰激淋。路过陕西路上那片黑色的竹篱笆的时候，常会看见一个比奶奶还老的老太坐在地上卖白兰花。奶奶买了花给我别在衣服的扣子上，一下子我们两个人就变香了。奶奶的心情更加好起来，跟我说起从前的事。“爷爷仲係度果阵时，经常带我去吃大菜。我连大菜里嘎铁扒鸡都识做！”

我从来没吃过铁扒鸡，很想知道那鸡怎么好吃法。可是爷爷一早就不在了，生肺结核死的。奶奶三十多岁就守了寡，也没有动念头再嫁。爷爷留下的钱用完的时候，奶奶出去工作过的，她说是在车衣厂里做“拿莫温”。可是课本里不是说“拿莫温”是坏人吗？我心里存着疑惑，但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只知道，现在的奶奶是没有工作的。如果奶奶也没有爸爸的话，是不是就要象那个老太太一样大热天里到外面去卖花了呢。走完那面高高的篱笆墙的时候，我回过头去看看那个坐在地上的老太，心里莫名担忧起来，就把奶奶的手攥得更紧些了。

奶奶没有工作，我不知道她买奶油蛋糕和冰激淋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听见妈妈说，奶奶当年办的是退职，不是退休。大人说退职就是一次性地拿一笔钱，退休就是每个月可以拿退休金。在妈妈的解释里，仿佛我们家的钱不够用是跟奶奶选择了退职而不是退休有关连的。可是奶奶为什么要选择退职呢，是她判断错误吗，还是没有得选择呢？没有大人高兴解答我的疑问。然而没有疑问的是，奶奶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所以妈妈总说家里不够钱用了。既然家里不够钱用，那我就不要开口买那个金发碧眼的洋娃娃好了，下趟姨妈再回国的时候说不定会带一个给我呢。

我从不随便开口问大人要钱，因为我怕被拒绝的难堪，可是难堪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奶奶大概真的用光了全部的钱，我听见她在那里问爸爸要每个月的零用钱。爸爸不肯给，说去问妈妈要，妈妈也不给，说去问自己的儿子要吧。三个大人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夜里。那天夜里下雨了，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听到半夜时，雨倒是停了，可是野猫出来了。它们在弄堂里玩着玩着就打起架来，一阵狂乱的撕咬声以后，受伤的野猫号哭起来，哭声非常凄惨。我躲在被子里，紧张地竖起耳朵来，再三确认那是野猫的哭声而不是奶奶的，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可是眼泪还是流出来了，顺着脸胛一直滚到耳朵里面去。“快快长大就好了，”我跟自己说，“长大就可以赚钱给奶奶零用了。”

我们吃着奶奶做的新鲜好吃的菜长大了，奶奶吃着我们吃剩下的隔夜菜变老了。哥哥开始工作的时候，马上给了奶奶零用钱。奶奶拿了钱就去烟纸店买香烛来祭拜爷爷，回来却发现钱找错了。好多年没有去买过东西，香烛的价钱跟从前已经不一样，连钱的样子也变掉了。那天哥哥把老糊涂的奶奶不认得钱的事当成笑话讲给我听，我笑得眼泪也掉出来了。用手去擦眼泪的时候，却发现那些眼泪怎么擦来擦去擦不干的。“爸爸妈妈其实也勿是没钞票，”我问他，“为啥就不肯拔奶奶一点零用钿呢？”哥哥不笑了，良久沉默着。

哥哥那时的经济其实是紧张的，在大学里工作拿的工资并不多，才毕业没多久倒又要筹办婚事了。爸爸把单位里分的另一套房子给了他，其他的事情就全部让他自己操办了。他勉强办齐了结婚必备的东西，却再也不够钱买首饰了。婚礼的酒席上，奶奶颤颤威威地站起来，把新娘子叫过去，然后哆哆嗦嗦地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一条又粗又长的金项链来给孙媳妇带上。那个沉甸甸的金坠子把一桌子的人都看得呆掉了，不知道天天吃隔夜菜的奶奶还藏着这样的好东西，从来没有人听她提起过的呀？

等到我要出国的时候，奶奶老得更糊涂了。她看我一天到晚忙进忙出，也不知道我是在干什么。及至我买定两只大箱子，把自己的一家一当都装进去的那一刻，奶奶才发觉我要出远门了。

“阿寒，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出国去读书啊！”我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

“乜野，你大学都毕佐业，仲要去读书？”奶奶抬起头来看看我，恍恍地笑着，“你讹我啦，你係想出去揾男仔，係唔係啊？”

“唔係揾男仔，”我笑着对着她的耳朵更大声地叫，“我係出国去读研究生啊！”

“奶奶，”哥哥笑嘻嘻地插话进来，他也对着奶奶的耳朵大叫，“阿寒係番香港去摆摊卖衫啊！”然后他回头跟我说，“勿要去跟奶奶说啥格‘研究生’，伊老了，搞勿懂格。”

“係番香港咩？你啲人又讹我嘞。”奶奶将信将疑，抬起一张因为年老而变得象孩童一样天真的脸来看看大笑着的我们兄妹俩。“係咩都好嘞，”奶奶一边说，一边把手上的戒指退下来递给我，“收埋呢只戒指嘞，赤金来嘎，肚饿果阵时，都可以换番两餐饭来食嘎。”

我是手心里握着奶奶从手上摘下来的戒指上出租车的，那只戒指上，还留着奶奶的体温。可是等我赚到钱的时候，奶奶已经不需要零用钱，连医生也不需要了。我只来的及给奶奶买了大红的寿衣。那一年回去的第二天，奶奶就终老了。没有什么可抢救的，身体里所有的机器都老得坏掉了，全身的血管都爆裂了。

出国这些年，我一边揾生活，一边等着我钟意的男仔来揾我。我终于等到他，开始学着煮饭给他吃了。是奶奶留下的遗传吗，从来不喜欢煮饭的我，一旦学着烧起菜来，很快就有模有样了。现在的家里，只要不要求吃鱼翅和熊掌，钱是不会不够用了。冰箱当然是必备的，然而剩菜也还是常有的。饭桌上，我把新鲜烧好的菜推到对面去，把剩菜放在自己的面前。看到对面的人吃得很香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欣慰的感觉。我想起小时候的饭桌来，那时奶奶吃着隔夜菜，心里有的原来是不苦的啊。这样想着，沉重了许多年的心，仿佛有些释然，可是眼泪还是涌上来了。

我站起来，假装去看看外面的天气。天空里无声地下着密密的鹅毛大雪，什么时候外面的世界盖上了一层皑皑的白雪，看上去又温柔又纯洁。最初上帝刚刚忙停当的时候，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我久久看住门前的那条小路，白白的小路弯弯地一直沿伸到天边去了。泪眼朦胧里，我怎么分明看见奶奶从小路的那头走过来，她穿着那件蓝色的旧棉袄，两手挽着沉沉的菜篮子，慢慢地走回家里来 ——

奶奶，奶奶，你是不是来告诉我，那时你没有工作也没有钱，那是你唯一可以用来爱我们的方式。我知道，知道了。

职工宿舍楼以及林林总总

红墙论坛 送交者: 雪铁龙 于 2006-04-01 22:20:49

我出生的地方，有很多大山，整个城市沿山而起，只有一条主道。那条
主道位于半山腰上，一边是些公司的职工宿舍，另一边是些杂杂碎碎的大小
商店，菜市场，面馆子。再往下，就是那条浑浊不堪的大江。大江上面有一
座桥，过了那座桥，仍然是一条主道，两边仍然是职工宿舍，杂货铺子，菜
市场和面馆子。

　　在这个一目了然的城市里，除了那条主道有个名字，其他的岔路，一般
面目狰狞，汽车不愿意在上面跑。因为几乎每条岔路都是通向某一个职工宿
舍，所以笼统地都被称作某某职工宿舍路，那条路所通向的地方，就叫某某
职工宿舍区。那个岔路口勉强地设一个公共汽车站，也叫某某职工宿舍站。

　　小时候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住在我妈单位的职工宿舍，那个区叫公交
公司长途大队职工宿舍区，我妈在公交公司长途大队当会计。我们最先只有
一间房子，我们一家四口，加上来帮忙带我和我姐的外婆或者奶奶，在房子
中间拉上一道帘子，摆下两张床。因为公厕很远，宿舍楼里家家都有一个大
尿罐，是不是每家都尿味萦绕，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还记得每家家门
口的走廊上都放着蜂窝煤炉子，中午和晚上烟雾密布，饭菜飘香。肚子饿了
的孩子们不用大人喊就知道回家吃饭。

　　我们每星期去我妈单位澡堂洗一次澡，每天早上到开水房打两壶开水，
到食堂买稀饭馒头。偶尔我妈中午跑班不回家，我们也可以到食堂吃顿午饭。
食堂的师傅和我妈很熟，我奶奶又经常帮他们缝缝补补，所以我们每次去打
饭，都多多地给我们一勺子菜。我妈要面子，规定我们去食堂吃饭一定要买
一个肉菜——这个肉菜，我外婆或者奶奶总是分一半给我和我姐，另一半留
起来给我爸我妈晚上吃。

　　职工宿舍楼的三四楼住的是单身职工，他们是我羡慕的对象。因为他们
几乎顿顿吃食堂，而且几乎隔几天就要吃顿肉。我小时候不大认生，和这些
司机售票员们混得很熟，年轻的女售票员特别喜欢我，经常带我去跑车。我
妈单位虽然有一个幼儿园，但是在总公司，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我上学以
前的日子，好像就全是在长途汽车上混过来的。

　　说是长途汽车，其实只是开到周边的县城。我坐在车里往外望出去，沿
路也是山，只生长灌木丛的荒山，车子摇摇晃晃，我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
时候，汽车已经到达终点站。汽车的终点站总是在一个集市旁边，那里比我
们住的小城市还要荒凉。在等待开车回去的时候，司机售票员会下车买点便
宜的农货，有现成可吃的东西就分一点给我。有一次带我的售票员还在一个
小摊子上买过一大碗凉拌的攀枝花的花心，很好吃。

　　我在跟跑车的日子，不知道我姐都在干些什么。我不跑车的时候，就经
常跟她到江边的沙滩上玩。沙滩被一座防潮坝和大江分隔开来，夏天涨水之
后，沙滩上会留下些小水洼，里面有小鱼和蝌蚪，我外婆和奶奶都不准我们
用瓶子捉小鱼和蝌蚪玩，说是杀生，会造孽。沙滩上还有许多黑色的礁石，
我姐喜欢带我爬礁石，礁石很滑，我经常摔下来，头破血流。我姐怕被大人
责骂，就直接领我去我妈单位的医务室，我姐小时候身体不好，老要去那里
打针，她性格坚强，打针从来没有哭过，所以那里的医生都认识她，也喜欢
她。每次包扎完毕，还会塞给我们几片酵母片。酵母片本来是消食的，放在
嘴里嚼烂之后面面的，喷喷香，是我们小时候主要的零食之一。

　　沙滩上还可以抓蚂蚱，我们吃过蚂蚱吗？我不记得了，但是抓到的蚂蚱
肯定给我们扯下过两条腿来的。沙滩的边上有些丛生的水草，有一种的根很
清甜，不过这种草很难找到，因为小孩子见到它都会拔来嚼汁。

　　职工宿舍的前面是个停车场，停车场边上有几个水泥砌的台子，立着几
根自来水龙头，全宿舍楼的人都在那里洗碗洗菜洗衣服。我们从沙滩上回来，
脚上沾了沙，就爬到台子上去洗脚。水泥台子的边上长了几棵芭蕉树，每年
芭蕉总等不到变黄的时候，就被楼里的人摘了下来，放到锯末里渥着，渥熟
的芭蕉有一股涩味，不知道是品种的问题还是因为摘得实在太早了。

　　后来我妈单位修新房子，我妈急急忙忙把我奶奶和外公外婆的户口都迁
到我家，这样我们总算分到了两间居室的一套房子，有自己的厕所和厨房。
可是七个人住两间房子，再怎么也窄了点。我妈单位的领导算是通情达理，
又分给我们一间席棚子，在新楼下面，我外公外婆就住在那里。

　　席棚子就是用竹席搭起来的简易房子，牛毛毡的顶。我出生的那个城市
气候温暖，所以席棚子里也勉强可以住人。我外公外婆都是农民出生，按照
我妈的意思，是想让他们跟着自己享享福。那几年农村实在是苦，我妈没有
兄弟，只有一个妹妹，也在乡下，没有儿子的家庭在乡下是很受气的。现在
想来我妈能够把我外公外婆的农村户口办到城里来，真是非常有本事。

　　新房子的厨房有一个水泥灶，可以烧柴，也可以烧煤。我二叔那时候在
当地的木柴加工厂工作，所以我们家经常可以免费得到一些剩废料当柴烧。
我爸那些年还自己打过不少家具，那些实木的家具，样子虽然笨一点，搬过
几次家，到现在居然都没有变形，我父母一直没有舍得换掉。

　　但是光烧柴还是太费。我妈单位隔壁，是一个小型的火电厂，他们烧煤
发电，每天洗炉子的时候，总倒出好些碳来，和碳灰一起用水冲进大江里。
我们那里的人都去电厂捡碳回家烧。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和我姐背着背篓
去电厂。洗炉子的水经过一个小坡冲下来，很急，我们两个经常被冲倒，好
在水不深，衣裳湿了，太阳底下晒晒很快也就干了。

　　我外公外婆在席棚子旁边开了小小的一块地，种上些小葱小菜。尽管家
里有厕所，我们晚上仍然用一个尿罐小便，那些尿第二天就做了菜地的肥料。
我外公天生驼背，寡言少语。我记得我妈单位拆席棚子的时候，他带我和我
姐去捡木头回来当柴烧，拆棚子的年轻工人一边笑骂他，一边用木头打他的
驼背。他一句话不回，只是低头找木头。我姐受不了，哭着回骂，威胁要去
告他们单位领导。那时候，我姐还不满十岁吧。

　　我外公在我家住的时候，为了补贴家用，曾经到碎石厂当过临时工，用
铁锤敲碎石头。石头渣子溅进眼睛，一年到头眼睛都是红通通的。他好喝一
点酒，喝酒之后他对我说过：你妈很能干。你外婆年轻时候才漂亮。这两句
话，和他捡木头被打的样子，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我外公六十岁生日
那天，喝了点酒就倒下了，他死于脑溢血，没有受太多的苦。

　　我外公外婆都不识字，我姐曾经突发奇想，在家里用小黑板教他们认字，
可惜没有成功。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因为是个男孩子，我外婆很维护我，总
是哄我姐帮我做作业，免得我挨打。外公去世以后，她执意搬回乡下小姨家
里，说是怕象外公一样死在异乡。去年我回国去看她，她已经偏瘫，只能扶
着拐杖在院子里走走。好在小姨家盖了新房，大表弟也成了家，外婆不至于
太寂寞。我离开的时候，外婆一拐一拐地跟在我身后，一声又一声地呼唤着
我的奶名，要我记住回来看她。我外婆年轻时候应该是个美女，可是这点美，
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又有什么帮助呢？如今她年近九十，她的美，除了
我逝去的外公，还有人能够记得吗？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爸被落实政策，调到本市最大的钢铁公司运输部，
重拾他的专业，长了工资，还分给他一套新房子。于是我们搬出住了近十年
的公交公司宿舍楼，住进了钢铁公司运输部的宿舍楼。

　　我们这一次的新家有三间大房子，一个阳台，一个大厨房和一个不小的
厕所，总面积大约有八十个平方。搬家之前，我们家人有两个星期天天下班
放学后就去新家刷地板。地板是水泥的，建筑工人不用心，上面掉满石灰和
水泥块，要用钢刷子使劲刷才能去掉。我们没有抱怨，有这么好的房子，还
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厨房里接了煤气灶，再也不用看木材厂仓库管理员的脸
色了，再也不用站在冰冷的水里捡煤炭了。厕所那么大，一定可以装个水龙
头，也就免了每星期一次去公共澡堂排队了。

　　说到洗澡，我父亲公司那时候的总经理八十年代中期曾经在职工大会上
说，要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第一件事就是要让他们住上可以洗澡的房子。
这位经理好像后来因为什么问题被隔离了，我出国以后看到外国人家里讲究
的浴室，经常会想起这位经理的话来，佩服他的眼光和魄力。

　　新房子虽然好，离我父母上班的地方却很远。而且房子建在离主道很远
的山坡上，坐车也不方便。我父亲那时候因为扬眉吐气，很感谢知遇之恩，
经常加班加点地工作，错过了班车，就只有走路回家。他上班的地方在江对
面，也在山坡上，步行几乎需要四十分钟。有一次雨下得很大，我姐带我拿
着雨衣去接我爸，在半路上碰到我妈也下班回来，她打着我们全家唯一的一
把小布伞，身上淋得透湿——其实我和我姐也湿透了，因为我们只戴了一顶
草帽，那件雨衣是我爸以前在铁路上当巡道工的时候发的劳保，又大又长，
除了他，谁也穿不了。

　　从我们家往山下走，在靠近主道的地方有一座楼，是运输部单身宿舍楼。
一楼有个文娱室，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不下雨的时候，电视机就放在露天
里，我们总是站在单身职工的椅子后面看电视，铁臂阿童木，蓝盾，就是在
那个电视机上看到的。我那时候已经十几岁了，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姐就躺
在家里的床上看小说。

　　运输部单身宿舍楼的旁边，隔着一个大铁门，是本市当时最有档次的宾
馆，只接待首长级人物。宾馆后面有片夹竹桃林，我姐那时看小说成了瘾，
有段时间甚至不去上学，躲到夹竹桃林子里看野书。被我爸知道后把书给撕
了，那是一套“基督山伯爵”。我爸其实也心疼书，没太下狠手，后来我妈
拿胶布把撕破的地方粘好，那套书现在还摆在我姐家的书柜里。

　　新家离菜市场和粮店也很远。星期天上午，我和我爸一起去买米，二十
斤重的一袋米，我和我爸一人扛一段路，走大半个小时才能到家。有一次我
们在去买米的路上，看到书店门口在卖“安徒生童话”，挤了好多人。我爸
也挤进去，可是轮到他的时候，他口袋里的五块钱却被小偷摸走了。后来我
爸又回家拿钱，书是买了，可是那个星期天我们就没有吃成肉。

　　我家离学校也不近，不过可以从后山上直接穿山路过去，能省点时间。
那条路走起来也比较有趣，如果不赶时间，有时候还可以爬得高一点，山里
有些灌木丛，摘得到可以吃的野果子，最常见的一种叫胖娃娃，手指头大小，
其实没什么味道，混混嘴而已。运气好的时候，也能摘到红心果，这东西我
后来在西班牙的戛纳利群岛上居然也吃到过，学名不知道叫什么，绿色的外
皮，有洋李子那么大，里面是红色的软绵绵的果肉，很多籽，味道独特，并
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惯的。

　　我家住二楼，一楼的邻居把房前的一块地自行圈起来，种上葡萄，成了
自家的院子。他们家老大年纪大了，经常有人给介绍对象。有一天晚上我姐
一个人静静地趴在阳台上往下张望，我凑过去的时候，她使劲打手势让我不
要出声。原来邻居老大和他的新对象正在葡萄架子下面亲嘴。那是我第一次
亲眼看见男女间亲热，接着做了好几个晚上的荒唐梦。

　　我在运输部职工宿舍的家里没住很久，就上了住校高中，后来上大学，
一年回去两次。外面的世界一天天地变化惊人，那个山城也只不过多建了几
座歌舞厅。我高中的同学，考上大学的几乎全部留在了外地。没有出来的，
也想方设法要“跳出这个山沟沟”。

　　前些年住房改革，运输部职工宿舍楼那套房子被我父母以优惠的价格买
下来。等到退休后，他们又回到成都我父亲的老家，买了一套商品房，就把
运输部职工宿舍楼的房子卖掉了。我姐夫曾经去过我出生的城市，这个在一
年有一半时间是阴天的北部德国长大的人对那个城市高照的艳阳，蔚蓝的天
空，灯火照映江水的夜景赞不绝口，万分不理解为什么我父母偏要选择成都
这样一个“潮湿阴冷，又乱又脏”的地方来养老。可是我妈说：爬了一辈子
坡，都爬伤了。再说也老了，爬不动了。

　　我和家人有一次在西班牙的大戛纳利岛上度假，那个岛是个沙漠岛，气
候温暖干燥，也长满了凤凰树，紫荆花，我偶然还看到一棵在我家乡遍地可
见的学名叫木棉树的攀枝花。那个岛上也有很多山，环山一条主道，碎石铺
出的岔道通向的地方，是一栋栋小巧精致的白色房子，爬满各色花草，房前
停着一两架小汽车，岔路口竖着车辆禁入的牌子。我那时顿然理解了为什么
姐夫说我出生的城市：如果在德国，肯定会被开发成一个疗养胜地。

　　可是我出生的城市，空气里布满钢铁厂高炉里喷出的烟灰，树木花草上
都是一层黑色。那个厂是当地人的饭碗，那里的水含有多种重金属，在那里
出生的人，喝了那里的水，脸色黄黑；因为从小爬山，走平路时身体都微微
前顷。更重要的是，如果那里变成了大戛纳利岛，那些岔道通向的地方，还
会是职工宿舍楼区吗？而没有了那些职工宿舍楼，我的童年，还会是那个童
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