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京 人

我戒烟一年多了，十几个月里一根烟也没抽，而且我现在闻到烟味会感到不舒服，就和一些从来没有抽过烟的人一样。看来这次戒烟是彻底成功了。

可是我偶尔仍然会有点燃一支烟的冲动，比如在油漆完我们家阳台的时候，或是在开长途车的时候。这些冲动非常微弱，很容易克服，但也许会伴随我一辈子，因为我抽烟的历史太长了。

我第一次抽烟是在十四岁，在学校操场边的一个树丛里跟着高年级的学生抽了一根，旋即被人报告，写了篇检查当着全班朗读。那个时候正闹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孩子没人管，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抽烟的不少，而且都是抽牡丹、中华这些好烟。钱呢，有的是父母给的零花钱，但绝大部分来路很不正。我有一个朋友抽好烟，烟钱来自小偷。小偷的外号叫“佛（拂）爷”，抢小偷叫“洗佛”，靠小偷上贡叫“吃佛”。我那个朋友有时就去“洗佛”。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只抽过那一次烟，做了检查之后，再也没有抽过。

我再开始抽烟，并从此成瘾，是二十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工厂，前后左右的男工大都抽烟，而且抽得很凶。女工有的也抽。干活的时候他们在我周围抽，下班的时候打牌下棋甚至上了床，他们还是在我周围抽。我不到十六岁进厂，绷了四年都没有抽烟，但终于招架不住这么年年月月耳濡目染烟熏火燎，还是跟着抽上了。

想起那时候抽烟，经常出现在脑海里的一个场景，是在干活时需要动脑筋的时候。我当时在机修班当钳工，工作时经常需要停下来想想怎么干。每逢这个时候，总有人先拿出烟，向在场的人让一让。青工们之间烟酒不分，有人递烟，接过来就叼上。老工人呢，他们一般卷烟叶。天天抽徒弟们孝敬的烟不好意思，自己买烟回敬又舍不得。他们此时会很有尊严地说：我抽不惯纸烟，还是卷吧，再说烟叶还治咳嗽，要不然你也来一炮？天长日久，我们发的如果不是什么高级烟，也不让他们了。

班组里有两个比我大几岁，技术很好的青工。我至今还能生动地想起来他们叼着烟，眯着眼睛，捉摸一个活儿应该怎么下手的样子。我在工厂头四年是壮工，再两年开推土机，最后两年才进机修班。开始的时候，我还为能和这几个我非常佩服的青工一起分析技术问题感到荣幸。在讨论怎么解决一个难题的时候，我偶尔也能叼着烟插句嘴，如果意见得到采纳，心里会非常非常得意。又记得刚进机修班的时候，是我给他们烟的时候多。直到后来，我们在相互派烟的时候才平等。

俗话说：“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其实我习惯抽烟的时候还不是在饭后。我除了怀念在工作中动脑筋的时候抽烟，现在还经常回想起冬天干活时打歇，坐在向阳背风的土坨或墙根下抽烟的滋味。

我还喜欢在蹲茅坑的时候抽烟。那不全是为了驱散臭味。老式茅坑里的屎尿散发出的氨气和烟味混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享受。所以我现在如果想象一种情况，最有可能让我重新抽烟，那就是回国到外地旅游，上老式茅房的时候。

七十年代，大家都不富裕，对于烟鬼来说，工资收入除了吃饭，抽烟往往是第二大日常开支。厂里的老工人拖家带口更困难一些，多用烟叶卷土炮。青工负担轻，多抽八达岭这样的中档烟。那时简装八达岭一盒两毛八，精装的三毛一。我一般抽简装的，这是我们厂青工的平均水平。我们有时也会改善一下，买盒香山，简装的三毛四，精装的三毛七。更偶尔的时候，我们还会买盒大前门、礼花、凤凰、牡丹、中华什么的。那都是高级烟了，价格从四毛多到六毛多不等，买来不好意思自己抽，往往是打开盒一下子就散光了。我那时的月工资可以买一百包中档香烟。不知道现在一个中国工人的月工资值多少包？

好的烟有自己的个性，多少年后都令人回味。比如我现在还记得牡丹的味道。那是一种纯正、凝重的个性，不那么刺激，但绝不柔和，如果把牡丹烟比成一个人的话，那应该是一个饱经沧桑，劲气内敛的成熟男人。

凤凰牌的烟则像个贵妇人，很香，很柔和。礼花烟因为有点调皮的味道在里面，给我的印象是个花花公子。

前门烟是老牌子了，也很纯正，但有些硬，虽然工人师父抽不起，但具有工人师父的风格。

前门以下的烟呢？便宜烟除了省钱和满足最基本的欲望，在烟民的记忆中留不下任何印象。现在让我回忆八达岭的个性，我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不过有一种劣质烟给我留下了印象，那就是七十年代中国一度到处可见的阿尔巴尼亚烟。阿尔巴尼亚烟是硬盒，外面还有玻璃纸密封，包装比当时的国产香烟好多了。这些进口烟卖得很便宜：一毛多一盒。阿尔巴尼亚烟用的是莫和烟叶，对于抽惯国产香烟的人来说是其臭无比。所以尽管便宜，大家买一盒见识一下，从此不再问津。

说到这，想起七十年代北京还卖过古巴雪茄，装在铝套中，每支块八毛，如果每天抽，一般人是抽不起的。我闹着玩试过一根，抽不惯，剩大半根给扔了。现在想起，那是什么牌子，是大名鼎鼎的Cohiba么？就这么与我失之交臂。现在网上卖的古巴雪茄最便宜也要十块美金一根吧。

那时候还有一样东西让我怀念，就是一种带打火机的烟盒，里面可以装二十支香烟。烟盒是铝制镀铜，金灿灿的。打开烟盒取烟，一关上烟盒，打火机就会打出火来。这个烟盒当时卖个好几块钱，确切数目忘了，反正我是没舍得买。这么多年后不知能否在国内的旧货市场找到。

文化革命快结束时，连很多青工也开始抽上了烟叶。因为那时候不少人都开始为结婚作准备。香山、八达岭虽然不算贵，一个月下来也很可观。我虽然没有准备结婚，但也跟着大家卷起了土炮。我们买的是“工农”牌的烟叶。“工农”牌分两档，虽然都是四两装，纸袋上的图案也都一样，但是分红色和蓝色。红色的比较贵，一袋八毛多，蓝色的比较便宜，记得大约是一半的价格。那时商店里还有裁好的卷烟纸卖。为了省钱，可以用稿纸。稿纸很薄，卷烟正合适。我们也经常把报纸的边裁下来卷烟。

再后来，和我要好的几个青工又等而下之，抽上了从农村买来的烟叶。那种烟叶一斤才几毛钱，不过买来的时候有些湿，要用砖头架着块铁板烤一下才好抽。我试过那种烟叶，太呛，所以从没有买来抽过。等他们都抽起那种烟叶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香山、八达岭。

下班后朋友们在宿舍抽着土炮，商量着怎么淘换木料，怎么打沙发、书桌、酒柜、大立柜，准备结婚。我呢，抽着香山，躺床上看书。后来他们陆续结婚了，我呢，上了大学。

出国以后改抽洋烟。洋烟里抽得最多的是红盒的万宝路，这个牌子的烟抽惯了之后觉得它很纯正，但没有个性。洋烟里给我留下印象的一个是登喜路，另一个是骆驼。登喜路的味道和我以前抽惯的中国烟很相近，而且非常纯正，柔而不弱，是绅士风格。骆驼的风格则完全不同，非常粗犷。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抽了不少骆驼，专门买那种不带过滤嘴的，要的就是土耳其烟草里的那个野劲儿。

现在回国，中国烟的牌子大多很生疏了。到云南的时候什么红塔山、阿诗玛、云烟都试过，味道还算正，但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格。

记得八十年代末回国，牡丹、前门、礼花和恒大这些老牌子都还在，但质量一落千丈，烟丝里全是梗子，要使劲才抽得动，恨不得一下子不吸就灭，俗话说是“这烟要火儿”。这些烟在商店被用皮筋绑在新的时髦牌子香烟的下面，搭配着才卖得出去，想起它们以前的辉煌，真是令人唏嘘。又过了好多年，这些烟大概和中国的许许多多遗迹一样，被新生事物取代，终于湮没了，只有曾经领略过其风韵的人还留下一点点念想。不过这些念想也早就渐渐如烟了。

关于中学生活的旧作：我在香山看红叶

一篇七年新的关于中学生活的旧作：我在香山看红叶

•京 人•

一

每年深秋，树叶改变颜色的时候，北美真是美极了。高速公路上，两旁斑斓绚丽的色彩望不到头。那层层叠叠的山峦也已是红黄相间，像是一幅幅巨大的印象派油画矗立在地平线上。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想起这么两句诗：“我在香山看红叶，散步在青松下月”。随之又想起北京的香山。

香山的红叶，十几年没有去看了。但忘不了坐在鬼见愁上，望着右边的那一大面山坡，红得像着了火。

香山的红叶，可别来无恙？

可是我在下面要说的，却不是香山的红叶，而是那两句诗，还有写下这两句诗的诗人。

这诗人便是我的初中同学志民。

二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闹文化革命，学生没人约束。学校里成了弱肉强食的社会，“土豪恶霸”横行。因此，再老实的男生也会打两下王八拳，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保护自己。我从小也算是个老实孩子了，至少我父母这样认为。即使如此，有一阵，我每天上学的时候腰里也缠一根武装带。你别说，还真抽出来用过两回。

志民是我们之中的异数。

志民在学校天天受欺负，现在想起来，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那几年的。最平常的，是时时处处的嘲弄、起哄。有时也免不了推一把、搡一下、打个脖拐、让人摁着用粉笔在背上画个王八。

但是他从来没有反抗过。遇到比较轻的欺负，他或是置之不理，或是自我解嘲地干笑两声。遇到别人真对他动手的时候，他眼里也会闪过一丝不快，甚至愤怒，但转瞬即逝，过一会儿，又和没事一样了。

志民是文静的，但大家并不是因为他文静才欺负他。有人专门和他过意不去，是出于另外两个原因。

一是志民喜欢我们班的女生陈洁。陈洁是个大眼睛的漂亮姑娘，很活跃，也很泼辣。那时候我们都十三、四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很多男生暗地里对她垂涎三尺。可是学生中的男女界限很厉害，大家不得不做出对所有女生不屑一顾的样子，对陈洁也不例外。

志民更是从来没有和陈洁说过话，可是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喜欢陈洁。上课的时候，他的目光会瞟向陈洁，停几秒钟，然后移开。这种情形虽然每堂４５分钟的课只有一、两次，但仍然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志民又偷看陈洁了！又偷看了！噢……”那时候，我们在课堂上是随便喧哗的。老师的任务，似乎只不过是在上课时间内把我们关在教室里面。

志民涨红的脸上挂着痛苦的笑容，用哀求的目光盯着众人。嘴里有时会嘟囔：“我没有，我没有，别闹。”

陈洁却会大声抗议：“看又怎么了？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段说过不让看女同学啦？”

文化革命正如火如荼，我们经常在操场上开大会。按个子高矮排队入场的时候，志民正好排在陈洁旁边。他此时总想故意避开，可是大家不答应。

“志民，站到你老婆边上去，别老往我这边靠。”这是轻的。一个冷不防，有人会猛推一把，让志民正好撞在陈洁身上，随即是全班男生的哄堂大笑。

志民受欺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写诗了。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写诗，常常在课堂上陷入恍兮惚兮的状态，随后就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两句。

志民的笔记本，自然是经常被人抢过来看的。上面的诗还真不少。用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相当风花雪月了。“啊，春天”、“啊，大海”、“啊，沙滩”，尽管我可以肯定，志民从没有见过大海或去过沙滩。他爸爸是海淀菜市场卖菜的，可能最远就带他去过天桥。

大家对志民的诗更是十倍地无情嘲弄。

“志民，一到春天你‘啊’个什么劲，该上配种站了吧。”

“瞧你那德行，还大海、沙滩呢，你丫歇会儿吧”。

人们更会把笔记本扯下几页，用浆糊贴在学校大楼入口的黑板报上。志民这个时候会发疯地追出来，等恶作剧的人把他捉弄够了，再把自己的这几页诗从黑板上撕下来。

三

志民的诗我当然都不记得了，只有本文开头的那两句除外。

那是一年的秋天。刚吃完晚饭，班干部就跑到我们家通知我到学校紧急集合，理由保密。

半个小时后，我们全年级已经站好了队，心情紧张地听军宣队的解放军战士布置任务：根据可靠情报，有两名苏修特务刚刚空投到了北京的西山一带。我们今天晚上要帮助解放军和工人民兵搜山，务必不能让特务漏网。

太棒了！

背着练刺杀用的木枪，我们急行军一个多小时，便来到了山脚下，接着就爬山，结成散兵线搜山，用手电乱晃。摒住呼吸，招手示意让别人抄到后面包围，……结果发现，那只不过是一棵歪脖子树。

我们从这个山头搜到那个山头，不知不觉，天边出现了曙光。红日喷薄欲出，我们发现自己站在香山的鬼见愁上。

远处，军宣队员用洋铁皮喇叭命令我们原地休息，这原来是演习，现在已经结束。

大家一听都很失望，但马上就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了。

在火红的朝霞映照下，是满山的红叶。晨风吹来，又是满耳的涛声。极目望去，在依然隐约可见的半轮残月下，万寿山、十七孔桥、高级党校……连我们学校的那四层楼都历历在目。

于是，人们第二天在志民的笔记本上发现了一首新诗。开头两句是：

我在香山看红叶，散步在青松下月。

“嘿，志民，‘我在香山看红叶，在青松下刷夜’？你到底和谁刷夜？”

刷夜，是北京土话，奸宿的意思。

“准是和陈洁刷夜。”

“没错，搜山的时候，好长时间没有看见他们两个。”

以下便是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议，充份发挥想像，越说越真，越说越不堪入耳。

陈洁坐在位子上，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么下流的话，已经令她无法反击。

给我们上英语课的老师是印尼归国华侨，刚刚被甄别完，证明不是特务。她此刻只有叹息摇头的份。

“住嘴！无耻！”传来了一声怒吼。

大家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居然是志民。

呦喝，要反？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几个平时最横行霸道的主儿凑了上去。

“怎么着，‘无耻’？还挺会用文明词儿。找死怎么着？”

话音未落，“呼”的一下，一把椅子抡了起来。

椅子是志民抡过来的。为首的家伙一转身，一缩脖，正好砸在他的背上。志民又把椅子抡了起来，教室里的学生都纷纷四下躲藏。平时欺负他最厉害的几个人跑得最快，但腿脚慢的还是挨了几下，疼得乱叫唤。

文静瘦弱、一说话脸就红、喜欢吟诗作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志民，现在把这些身经百战、腰里都别着家伙、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地头蛇打得鸡飞狗跳。

一直到毕业，再也没有人找过志民的麻烦。

四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几年前，我春节期间回北京，正好碰上初中同学聚会。召集人便是陈洁。

初中毕业后，陈洁和我分配到一个工作单位，又是一个车间，是熟得不能再熟的人。她听到我回国，便跑来看我，顺便通知我同学聚会的事。

我们在一家馆子吃完饭，又要了一壶茶，闲扯着。陈洁这时突然说：“你看，我千辛万苦，把咱们班的同学差不多找齐了。连在美国、香港、澳大利亚的都发了信，反正咱们要通知到。这还有一个，你帮我打个电话，就是名字旁还没打勾的那个。”

我伸手接过她的名单一看，是志民。

“嘿，你还和人家划清界线哪？谁都不管，你也要通知他。”

“唉，我干过一件对不起志民的事。”

“什么事？”

“尽管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哄我和志民，可是我们确实连话都没有说过。但在毕业之前，志民偷偷给了我一封信，上面有一首诗。”

“哈！想不到志民还有这么一手。你准是把信退给人家了吧。”我笑着说。

“我……我把那信交给工宣队了。他们把志民找去训了一顿。”

我一听，可是真动气了：“我说，你可真他妈够绝的。这个电话我不管打，说什么你也要打。”

“我那个时候在这方面还是很单纯哪，接到这样的信，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一慌，才上交的。”陈洁争辩着。

她最后还是自己打了这个电话。后来她告诉我，她和志民在电话上聊了很久。至于具体内容，我就不得而知了。

五

聚会是在海淀的一家餐馆举行的。餐馆老板也是我们班的同学，就是第一个挨了志民一椅子的那个主儿。为了同学聚会，他居然在上座率最高的春节期间停业一天，把餐馆布置成了国宴的架式，还挂着横幅、飘着气球。

聚会办得既热闹又成功。男生们对着神吹，女生们又哭又笑。酒过几巡，我端着杯子凑到志民边上。

二十年不见，志民已经成了一个彪形大汉，头发也开始掉了。他现在是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已经挣出了自己的桑塔纳。他举止豪爽，说起话来江湖气十足。原来我熟悉的那个志民已经踪影全无了。

聊了会儿，我问志民：“你还写诗么？”

“早就不写了，”志民笑着说。那神情，就像在谈年轻时的一件荒唐事。

“可是我还记得你的两句诗，”我盯着他说。

“是吗？哪两句？”

“我在香山看红叶，散步在青松下月。”

“嗨，原来是那两句，你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志民有些不好意思，“狗屁不通，什么玩艺儿，亏你还记着。”

是啊，亏我还记着。古往今来，写诗的人多如牛毛，写出的诗作浩如烟海。在那些或合辙押韵、或不合辙押韵、一行一行排列起来的玩艺儿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如过眼烟云，连诗人自己都记不住，甚或根本不堪卒读。

但是，志民这两句诗，虽然不通，却让另一个人记住了二十年，而且肯定终生不忘，每年一到树叶红的时候，便触景生情地想起来。

就凭这，他已经胜过千千万万个诗人了。

〔原载《枫华园》ＦＨＹ９７０６ａ〕

爱的方式

（从公社转贴)

寒 胭

从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用一个碗橱。常见的碗橱差不多有半人高，里面分三格。第一格里通常放的是油盐酱醋，第二格用来放吃剩的菜，第三格则是存放碗碟用的。碗橱的最下一层还有两个抽屉，摆些筷子、刀叉、调羹和勺子。碗橱靠墙的那一面是木头的，其他的三面则是纱窗，这样空气可以流通，隔夜的剩菜才不会闷坏。

完全不记得夏季里吃完饭还有剩菜的事情了，大约总是算好了量才来烧的，偶尔剩菜留着过夜，37度的炎热里，第二天一定是变质倒掉的。其他的季节里，剩菜应该是常有的事，可是我也不大记得自己吃隔夜菜这样的事了。我们家里，一桌子的嘴，大都是刁的。从前家里钱不大够用的时候，爸爸也总是会在每个星期天理好一个奶油包头以后到咖啡馆里去坐一坐的。讲这种派头的人，当然是不吃剩菜的。妈妈是来自一个大家庭的最小的孩子。我们广东人讲“拉女拉心肝”，外婆宠得她这个“拉女”一塌糊涂，她自然是有一张刁嘴的。至于我呢，有一年爸爸妈妈送我到外地的姨妈家里去，名义上是让我学着吃点苦的，可是我下了火车，面对一桌生葱和黑乎乎的酱，就是不肯动筷，还要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来。表哥看不下去，说我“一看就是一个刁小三”。“刁小三”的我哪里肯让自己的嘴受委屈呢？只有哥哥好一些，他是不甚挑剔的人，旧的衣服改一改，他也不介意穿，吃剩菜他也肯的。只是一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总是要多吃一点好东西的。在这样的家里，吃剩菜的就只有奶奶了。

那时一点可怜的食油是要凭票才能买的。因为大陆的油不够用，姨妈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除了送其他的东西，还特地接济每家一瓶油。没有重油炒过的菜，隔了一夜，实在难以下咽。我们的筷子，总是掠过盛着隔夜菜的那个碗，只顾伸去挟新鲜刚煮的菜。而刚刚从厨房里煮完一餐出来的奶奶，将就着剩菜，慢慢就吃完一碗饭了。她吃得很安静，没有我们偶尔吃一次隔夜菜就好象受难似的愁眉苦脸，以至于我以为奶奶煮完新鲜好吃的菜以后吃剩菜是她份内的事情了。

属于奶奶份内的事情好象不止这一件。没有冰箱的日子，是每天都要去买菜的。菜场虽然不远，但是仍然一大早就要去了，不然买不到象样的东西。隆冬腊月的早晨，在妈妈的千呼万唤之下，我才肯从温暖的被窝里伸出一个头，外面的天还不曾亮透呢，奶奶倒已经买菜回来了，又穿着那件我恨死掉了的旧棉袄。我恨那件深蓝色的旧棉袄，是有缘由的。有时奶奶买菜回来就急着送我去上学，我嫌那件棉袄太难看了，一定要奶奶换了才肯让她送我去。老师家访的时候，家里的大人把这件事给我揭发了。老师就在班上批评我，说我功课虽然好，可是思想不够好。

我不承认自己思想不好，只知道去恨奶奶和那件旧棉袄。可是恨了两天我就不恨了，因为奶奶的菜不仅做得好吃，而且做的时候很好玩，象是做游戏似的。我在边上看得着了迷，就忘了自己还在生气，不知不觉插手跟着奶奶一起玩了。奶奶把大块的猪肉切成丁，用佐料拌匀了来做香肠。她在香肠衣的口上放一只漏斗，漏斗里面放满了肉丁，再用一根筷子一下一下往里插，这样肉就给塞到肠衣里面去了。一根肠衣塞满的时候，就用纳鞋底的粗线把两头扎紧了，再找来一根粗针，在香肠上“噗噗”地刺出许多通风的小孔来。这还没有完，她把香肠吊在阳台角落太阳晒不到的地方，说香肠是要这样风干的。

过了几个礼拜，胖胖软软的香肠变成僵头僵脑一个个小老头似的，这就可以吃了。奶奶把香肠放在米里一同煮了，饭烧好的时候，香肠也熟了。这样煮出来的饭，真是香极了。奶奶把红色的香肠切了薄片在白色的盘子上铺了一圈又一圈的，看着就让人口水留下来了。那样的一顿饭一家人吃得好开心，只是奶奶究竟吃了几片香肠呢？好象没有人去关心。

其实奶奶也不是不懂得吃好东西的人。夏天里她脱下平常煮饭穿的旧衣服，换上一套青黑色的香纹衫，衣襟上塞一条手帕，脚上换一双黑色的缎子鞋，这就带我上街去。有时候我们去凯司令吃奶油蛋糕，有时候我们也去泰昌吃冰激淋。路过陕西路上那片黑色的竹篱笆的时候，常会看见一个比奶奶还老的老太坐在地上卖白兰花。奶奶买了花给我别在衣服的扣子上，一下子我们两个人就变香了。奶奶的心情更加好起来，跟我说起从前的事。“爷爷仲係度果阵时，经常带我去吃大菜。我连大菜里嘎铁扒鸡都识做！”

我从来没吃过铁扒鸡，很想知道那鸡怎么好吃法。可是爷爷一早就不在了，生肺结核死的。奶奶三十多岁就守了寡，也没有动念头再嫁。爷爷留下的钱用完的时候，奶奶出去工作过的，她说是在车衣厂里做“拿莫温”。可是课本里不是说“拿莫温”是坏人吗？我心里存着疑惑，但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只知道，现在的奶奶是没有工作的。如果奶奶也没有爸爸的话，是不是就要象那个老太太一样大热天里到外面去卖花了呢。走完那面高高的篱笆墙的时候，我回过头去看看那个坐在地上的老太，心里莫名担忧起来，就把奶奶的手攥得更紧些了。

奶奶没有工作，我不知道她买奶油蛋糕和冰激淋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听见妈妈说，奶奶当年办的是退职，不是退休。大人说退职就是一次性地拿一笔钱，退休就是每个月可以拿退休金。在妈妈的解释里，仿佛我们家的钱不够用是跟奶奶选择了退职而不是退休有关连的。可是奶奶为什么要选择退职呢，是她判断错误吗，还是没有得选择呢？没有大人高兴解答我的疑问。然而没有疑问的是，奶奶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所以妈妈总说家里不够钱用了。既然家里不够钱用，那我就不要开口买那个金发碧眼的洋娃娃好了，下趟姨妈再回国的时候说不定会带一个给我呢。

我从不随便开口问大人要钱，因为我怕被拒绝的难堪，可是难堪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奶奶大概真的用光了全部的钱，我听见她在那里问爸爸要每个月的零用钱。爸爸不肯给，说去问妈妈要，妈妈也不给，说去问自己的儿子要吧。三个大人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夜里。那天夜里下雨了，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听到半夜时，雨倒是停了，可是野猫出来了。它们在弄堂里玩着玩着就打起架来，一阵狂乱的撕咬声以后，受伤的野猫号哭起来，哭声非常凄惨。我躲在被子里，紧张地竖起耳朵来，再三确认那是野猫的哭声而不是奶奶的，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可是眼泪还是流出来了，顺着脸胛一直滚到耳朵里面去。“快快长大就好了，”我跟自己说，“长大就可以赚钱给奶奶零用了。”

我们吃着奶奶做的新鲜好吃的菜长大了，奶奶吃着我们吃剩下的隔夜菜变老了。哥哥开始工作的时候，马上给了奶奶零用钱。奶奶拿了钱就去烟纸店买香烛来祭拜爷爷，回来却发现钱找错了。好多年没有去买过东西，香烛的价钱跟从前已经不一样，连钱的样子也变掉了。那天哥哥把老糊涂的奶奶不认得钱的事当成笑话讲给我听，我笑得眼泪也掉出来了。用手去擦眼泪的时候，却发现那些眼泪怎么擦来擦去擦不干的。“爸爸妈妈其实也勿是没钞票，”我问他，“为啥就不肯拔奶奶一点零用钿呢？”哥哥不笑了，良久沉默着。

哥哥那时的经济其实是紧张的，在大学里工作拿的工资并不多，才毕业没多久倒又要筹办婚事了。爸爸把单位里分的另一套房子给了他，其他的事情就全部让他自己操办了。他勉强办齐了结婚必备的东西，却再也不够钱买首饰了。婚礼的酒席上，奶奶颤颤威威地站起来，把新娘子叫过去，然后哆哆嗦嗦地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一条又粗又长的金项链来给孙媳妇带上。那个沉甸甸的金坠子把一桌子的人都看得呆掉了，不知道天天吃隔夜菜的奶奶还藏着这样的好东西，从来没有人听她提起过的呀？

等到我要出国的时候，奶奶老得更糊涂了。她看我一天到晚忙进忙出，也不知道我是在干什么。及至我买定两只大箱子，把自己的一家一当都装进去的那一刻，奶奶才发觉我要出远门了。

“阿寒，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出国去读书啊！”我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

“乜野，你大学都毕佐业，仲要去读书？”奶奶抬起头来看看我，恍恍地笑着，“你讹我啦，你係想出去揾男仔，係唔係啊？”

“唔係揾男仔，”我笑着对着她的耳朵更大声地叫，“我係出国去读研究生啊！”

“奶奶，”哥哥笑嘻嘻地插话进来，他也对着奶奶的耳朵大叫，“阿寒係番香港去摆摊卖衫啊！”然后他回头跟我说，“勿要去跟奶奶说啥格‘研究生’，伊老了，搞勿懂格。”

“係番香港咩？你啲人又讹我嘞。”奶奶将信将疑，抬起一张因为年老而变得象孩童一样天真的脸来看看大笑着的我们兄妹俩。“係咩都好嘞，”奶奶一边说，一边把手上的戒指退下来递给我，“收埋呢只戒指嘞，赤金来嘎，肚饿果阵时，都可以换番两餐饭来食嘎。”

我是手心里握着奶奶从手上摘下来的戒指上出租车的，那只戒指上，还留着奶奶的体温。可是等我赚到钱的时候，奶奶已经不需要零用钱，连医生也不需要了。我只来的及给奶奶买了大红的寿衣。那一年回去的第二天，奶奶就终老了。没有什么可抢救的，身体里所有的机器都老得坏掉了，全身的血管都爆裂了。

出国这些年，我一边揾生活，一边等着我钟意的男仔来揾我。我终于等到他，开始学着煮饭给他吃了。是奶奶留下的遗传吗，从来不喜欢煮饭的我，一旦学着烧起菜来，很快就有模有样了。现在的家里，只要不要求吃鱼翅和熊掌，钱是不会不够用了。冰箱当然是必备的，然而剩菜也还是常有的。饭桌上，我把新鲜烧好的菜推到对面去，把剩菜放在自己的面前。看到对面的人吃得很香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欣慰的感觉。我想起小时候的饭桌来，那时奶奶吃着隔夜菜，心里有的原来是不苦的啊。这样想着，沉重了许多年的心，仿佛有些释然，可是眼泪还是涌上来了。

我站起来，假装去看看外面的天气。天空里无声地下着密密的鹅毛大雪，什么时候外面的世界盖上了一层皑皑的白雪，看上去又温柔又纯洁。最初上帝刚刚忙停当的时候，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我久久看住门前的那条小路，白白的小路弯弯地一直沿伸到天边去了。泪眼朦胧里，我怎么分明看见奶奶从小路的那头走过来，她穿着那件蓝色的旧棉袄，两手挽着沉沉的菜篮子，慢慢地走回家里来 ——

奶奶，奶奶，你是不是来告诉我，那时你没有工作也没有钱，那是你唯一可以用来爱我们的方式。我知道，知道了。

职工宿舍楼以及林林总总

红墙论坛 送交者: 雪铁龙 于 2006-04-01 22:20:49

我出生的地方，有很多大山，整个城市沿山而起，只有一条主道。那条
主道位于半山腰上，一边是些公司的职工宿舍，另一边是些杂杂碎碎的大小
商店，菜市场，面馆子。再往下，就是那条浑浊不堪的大江。大江上面有一
座桥，过了那座桥，仍然是一条主道，两边仍然是职工宿舍，杂货铺子，菜
市场和面馆子。

　　在这个一目了然的城市里，除了那条主道有个名字，其他的岔路，一般
面目狰狞，汽车不愿意在上面跑。因为几乎每条岔路都是通向某一个职工宿
舍，所以笼统地都被称作某某职工宿舍路，那条路所通向的地方，就叫某某
职工宿舍区。那个岔路口勉强地设一个公共汽车站，也叫某某职工宿舍站。

　　小时候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住在我妈单位的职工宿舍，那个区叫公交
公司长途大队职工宿舍区，我妈在公交公司长途大队当会计。我们最先只有
一间房子，我们一家四口，加上来帮忙带我和我姐的外婆或者奶奶，在房子
中间拉上一道帘子，摆下两张床。因为公厕很远，宿舍楼里家家都有一个大
尿罐，是不是每家都尿味萦绕，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还记得每家家门
口的走廊上都放着蜂窝煤炉子，中午和晚上烟雾密布，饭菜飘香。肚子饿了
的孩子们不用大人喊就知道回家吃饭。

　　我们每星期去我妈单位澡堂洗一次澡，每天早上到开水房打两壶开水，
到食堂买稀饭馒头。偶尔我妈中午跑班不回家，我们也可以到食堂吃顿午饭。
食堂的师傅和我妈很熟，我奶奶又经常帮他们缝缝补补，所以我们每次去打
饭，都多多地给我们一勺子菜。我妈要面子，规定我们去食堂吃饭一定要买
一个肉菜——这个肉菜，我外婆或者奶奶总是分一半给我和我姐，另一半留
起来给我爸我妈晚上吃。

　　职工宿舍楼的三四楼住的是单身职工，他们是我羡慕的对象。因为他们
几乎顿顿吃食堂，而且几乎隔几天就要吃顿肉。我小时候不大认生，和这些
司机售票员们混得很熟，年轻的女售票员特别喜欢我，经常带我去跑车。我
妈单位虽然有一个幼儿园，但是在总公司，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我上学以
前的日子，好像就全是在长途汽车上混过来的。

　　说是长途汽车，其实只是开到周边的县城。我坐在车里往外望出去，沿
路也是山，只生长灌木丛的荒山，车子摇摇晃晃，我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
时候，汽车已经到达终点站。汽车的终点站总是在一个集市旁边，那里比我
们住的小城市还要荒凉。在等待开车回去的时候，司机售票员会下车买点便
宜的农货，有现成可吃的东西就分一点给我。有一次带我的售票员还在一个
小摊子上买过一大碗凉拌的攀枝花的花心，很好吃。

　　我在跟跑车的日子，不知道我姐都在干些什么。我不跑车的时候，就经
常跟她到江边的沙滩上玩。沙滩被一座防潮坝和大江分隔开来，夏天涨水之
后，沙滩上会留下些小水洼，里面有小鱼和蝌蚪，我外婆和奶奶都不准我们
用瓶子捉小鱼和蝌蚪玩，说是杀生，会造孽。沙滩上还有许多黑色的礁石，
我姐喜欢带我爬礁石，礁石很滑，我经常摔下来，头破血流。我姐怕被大人
责骂，就直接领我去我妈单位的医务室，我姐小时候身体不好，老要去那里
打针，她性格坚强，打针从来没有哭过，所以那里的医生都认识她，也喜欢
她。每次包扎完毕，还会塞给我们几片酵母片。酵母片本来是消食的，放在
嘴里嚼烂之后面面的，喷喷香，是我们小时候主要的零食之一。

　　沙滩上还可以抓蚂蚱，我们吃过蚂蚱吗？我不记得了，但是抓到的蚂蚱
肯定给我们扯下过两条腿来的。沙滩的边上有些丛生的水草，有一种的根很
清甜，不过这种草很难找到，因为小孩子见到它都会拔来嚼汁。

　　职工宿舍的前面是个停车场，停车场边上有几个水泥砌的台子，立着几
根自来水龙头，全宿舍楼的人都在那里洗碗洗菜洗衣服。我们从沙滩上回来，
脚上沾了沙，就爬到台子上去洗脚。水泥台子的边上长了几棵芭蕉树，每年
芭蕉总等不到变黄的时候，就被楼里的人摘了下来，放到锯末里渥着，渥熟
的芭蕉有一股涩味，不知道是品种的问题还是因为摘得实在太早了。

　　后来我妈单位修新房子，我妈急急忙忙把我奶奶和外公外婆的户口都迁
到我家，这样我们总算分到了两间居室的一套房子，有自己的厕所和厨房。
可是七个人住两间房子，再怎么也窄了点。我妈单位的领导算是通情达理，
又分给我们一间席棚子，在新楼下面，我外公外婆就住在那里。

　　席棚子就是用竹席搭起来的简易房子，牛毛毡的顶。我出生的那个城市
气候温暖，所以席棚子里也勉强可以住人。我外公外婆都是农民出生，按照
我妈的意思，是想让他们跟着自己享享福。那几年农村实在是苦，我妈没有
兄弟，只有一个妹妹，也在乡下，没有儿子的家庭在乡下是很受气的。现在
想来我妈能够把我外公外婆的农村户口办到城里来，真是非常有本事。

　　新房子的厨房有一个水泥灶，可以烧柴，也可以烧煤。我二叔那时候在
当地的木柴加工厂工作，所以我们家经常可以免费得到一些剩废料当柴烧。
我爸那些年还自己打过不少家具，那些实木的家具，样子虽然笨一点，搬过
几次家，到现在居然都没有变形，我父母一直没有舍得换掉。

　　但是光烧柴还是太费。我妈单位隔壁，是一个小型的火电厂，他们烧煤
发电，每天洗炉子的时候，总倒出好些碳来，和碳灰一起用水冲进大江里。
我们那里的人都去电厂捡碳回家烧。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和我姐背着背篓
去电厂。洗炉子的水经过一个小坡冲下来，很急，我们两个经常被冲倒，好
在水不深，衣裳湿了，太阳底下晒晒很快也就干了。

　　我外公外婆在席棚子旁边开了小小的一块地，种上些小葱小菜。尽管家
里有厕所，我们晚上仍然用一个尿罐小便，那些尿第二天就做了菜地的肥料。
我外公天生驼背，寡言少语。我记得我妈单位拆席棚子的时候，他带我和我
姐去捡木头回来当柴烧，拆棚子的年轻工人一边笑骂他，一边用木头打他的
驼背。他一句话不回，只是低头找木头。我姐受不了，哭着回骂，威胁要去
告他们单位领导。那时候，我姐还不满十岁吧。

　　我外公在我家住的时候，为了补贴家用，曾经到碎石厂当过临时工，用
铁锤敲碎石头。石头渣子溅进眼睛，一年到头眼睛都是红通通的。他好喝一
点酒，喝酒之后他对我说过：你妈很能干。你外婆年轻时候才漂亮。这两句
话，和他捡木头被打的样子，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我外公六十岁生日
那天，喝了点酒就倒下了，他死于脑溢血，没有受太多的苦。

　　我外公外婆都不识字，我姐曾经突发奇想，在家里用小黑板教他们认字，
可惜没有成功。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因为是个男孩子，我外婆很维护我，总
是哄我姐帮我做作业，免得我挨打。外公去世以后，她执意搬回乡下小姨家
里，说是怕象外公一样死在异乡。去年我回国去看她，她已经偏瘫，只能扶
着拐杖在院子里走走。好在小姨家盖了新房，大表弟也成了家，外婆不至于
太寂寞。我离开的时候，外婆一拐一拐地跟在我身后，一声又一声地呼唤着
我的奶名，要我记住回来看她。我外婆年轻时候应该是个美女，可是这点美，
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又有什么帮助呢？如今她年近九十，她的美，除了
我逝去的外公，还有人能够记得吗？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爸被落实政策，调到本市最大的钢铁公司运输部，
重拾他的专业，长了工资，还分给他一套新房子。于是我们搬出住了近十年
的公交公司宿舍楼，住进了钢铁公司运输部的宿舍楼。

　　我们这一次的新家有三间大房子，一个阳台，一个大厨房和一个不小的
厕所，总面积大约有八十个平方。搬家之前，我们家人有两个星期天天下班
放学后就去新家刷地板。地板是水泥的，建筑工人不用心，上面掉满石灰和
水泥块，要用钢刷子使劲刷才能去掉。我们没有抱怨，有这么好的房子，还
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厨房里接了煤气灶，再也不用看木材厂仓库管理员的脸
色了，再也不用站在冰冷的水里捡煤炭了。厕所那么大，一定可以装个水龙
头，也就免了每星期一次去公共澡堂排队了。

　　说到洗澡，我父亲公司那时候的总经理八十年代中期曾经在职工大会上
说，要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第一件事就是要让他们住上可以洗澡的房子。
这位经理好像后来因为什么问题被隔离了，我出国以后看到外国人家里讲究
的浴室，经常会想起这位经理的话来，佩服他的眼光和魄力。

　　新房子虽然好，离我父母上班的地方却很远。而且房子建在离主道很远
的山坡上，坐车也不方便。我父亲那时候因为扬眉吐气，很感谢知遇之恩，
经常加班加点地工作，错过了班车，就只有走路回家。他上班的地方在江对
面，也在山坡上，步行几乎需要四十分钟。有一次雨下得很大，我姐带我拿
着雨衣去接我爸，在半路上碰到我妈也下班回来，她打着我们全家唯一的一
把小布伞，身上淋得透湿——其实我和我姐也湿透了，因为我们只戴了一顶
草帽，那件雨衣是我爸以前在铁路上当巡道工的时候发的劳保，又大又长，
除了他，谁也穿不了。

　　从我们家往山下走，在靠近主道的地方有一座楼，是运输部单身宿舍楼。
一楼有个文娱室，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不下雨的时候，电视机就放在露天
里，我们总是站在单身职工的椅子后面看电视，铁臂阿童木，蓝盾，就是在
那个电视机上看到的。我那时候已经十几岁了，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姐就躺
在家里的床上看小说。

　　运输部单身宿舍楼的旁边，隔着一个大铁门，是本市当时最有档次的宾
馆，只接待首长级人物。宾馆后面有片夹竹桃林，我姐那时看小说成了瘾，
有段时间甚至不去上学，躲到夹竹桃林子里看野书。被我爸知道后把书给撕
了，那是一套“基督山伯爵”。我爸其实也心疼书，没太下狠手，后来我妈
拿胶布把撕破的地方粘好，那套书现在还摆在我姐家的书柜里。

　　新家离菜市场和粮店也很远。星期天上午，我和我爸一起去买米，二十
斤重的一袋米，我和我爸一人扛一段路，走大半个小时才能到家。有一次我
们在去买米的路上，看到书店门口在卖“安徒生童话”，挤了好多人。我爸
也挤进去，可是轮到他的时候，他口袋里的五块钱却被小偷摸走了。后来我
爸又回家拿钱，书是买了，可是那个星期天我们就没有吃成肉。

　　我家离学校也不近，不过可以从后山上直接穿山路过去，能省点时间。
那条路走起来也比较有趣，如果不赶时间，有时候还可以爬得高一点，山里
有些灌木丛，摘得到可以吃的野果子，最常见的一种叫胖娃娃，手指头大小，
其实没什么味道，混混嘴而已。运气好的时候，也能摘到红心果，这东西我
后来在西班牙的戛纳利群岛上居然也吃到过，学名不知道叫什么，绿色的外
皮，有洋李子那么大，里面是红色的软绵绵的果肉，很多籽，味道独特，并
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惯的。

　　我家住二楼，一楼的邻居把房前的一块地自行圈起来，种上葡萄，成了
自家的院子。他们家老大年纪大了，经常有人给介绍对象。有一天晚上我姐
一个人静静地趴在阳台上往下张望，我凑过去的时候，她使劲打手势让我不
要出声。原来邻居老大和他的新对象正在葡萄架子下面亲嘴。那是我第一次
亲眼看见男女间亲热，接着做了好几个晚上的荒唐梦。

　　我在运输部职工宿舍的家里没住很久，就上了住校高中，后来上大学，
一年回去两次。外面的世界一天天地变化惊人，那个山城也只不过多建了几
座歌舞厅。我高中的同学，考上大学的几乎全部留在了外地。没有出来的，
也想方设法要“跳出这个山沟沟”。

　　前些年住房改革，运输部职工宿舍楼那套房子被我父母以优惠的价格买
下来。等到退休后，他们又回到成都我父亲的老家，买了一套商品房，就把
运输部职工宿舍楼的房子卖掉了。我姐夫曾经去过我出生的城市，这个在一
年有一半时间是阴天的北部德国长大的人对那个城市高照的艳阳，蔚蓝的天
空，灯火照映江水的夜景赞不绝口，万分不理解为什么我父母偏要选择成都
这样一个“潮湿阴冷，又乱又脏”的地方来养老。可是我妈说：爬了一辈子
坡，都爬伤了。再说也老了，爬不动了。

　　我和家人有一次在西班牙的大戛纳利岛上度假，那个岛是个沙漠岛，气
候温暖干燥，也长满了凤凰树，紫荆花，我偶然还看到一棵在我家乡遍地可
见的学名叫木棉树的攀枝花。那个岛上也有很多山，环山一条主道，碎石铺
出的岔道通向的地方，是一栋栋小巧精致的白色房子，爬满各色花草，房前
停着一两架小汽车，岔路口竖着车辆禁入的牌子。我那时顿然理解了为什么
姐夫说我出生的城市：如果在德国，肯定会被开发成一个疗养胜地。

　　可是我出生的城市，空气里布满钢铁厂高炉里喷出的烟灰，树木花草上
都是一层黑色。那个厂是当地人的饭碗，那里的水含有多种重金属，在那里
出生的人，喝了那里的水，脸色黄黑；因为从小爬山，走平路时身体都微微
前顷。更重要的是，如果那里变成了大戛纳利岛，那些岔道通向的地方，还
会是职工宿舍楼区吗？而没有了那些职工宿舍楼，我的童年，还会是那个童
年吗？

想起三十年前的清明

送交者: 京人 于 2006-04-06 00:35:21

三十年前的四月五日，我在天安门广场。后来我跟着大家推倒了人大会堂外面的铁栅栏，一直冲到跟前，把鼻子贴在玻璃上朝里面看。到了下午，就有警察和民兵把广场给包围了，只许出，不许进。旁边的一座旧式小楼，是工人民兵指挥部，被人点着了，冒着浓烟（其实广场上的人还是有克制的，即使不是因为觉悟高，也是因为胆儿小。我怀疑那火是政府下令点的）。我在下午两、三点钟离开的广场。骑自行车到北海外面的一个小餐馆吃了顿饭，然后回厂。

第二天我们厂的基干民兵被调往天安门广场，每人发了根镐把，埋伏在中山公园内。我因为出身不好，只是普通民兵，所以没去。他们第二天回来后说，还真抓住一个人揍了一顿，是第二天不怕死又跑到广场上探头探脑的。

我认识的一个人在广场上闹得太厉害，被抓了起来，押在卡车上游街，然后投入大狱。过了不到一年，他又被人拥在卡车上招摇过市，这次是披红挂彩，不是出大差，而是成了四五英雄，到处去做报告。

= = = = =

与三十年前比，世界变化还是蛮大的

送交者: 京人 于 2006-04-06 04:57:49

十几年后，1989年，我们厂的工人们又领到一项光荣任务：用推土机推断通往西山脚下卫星发射天线（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立起来的，我们管它叫“大锅”）的光缆，以制止外国电视台的转播。

具体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以前和我在一个推土机班的哥们儿。他当时已经是副厂长。